聂权：以探寻真相的方式靠近写作本身
(主持：康宁)
聂权：以探寻真相的方式靠近写作本身
——聂权访谈录
◎康宁 聂权
康宁：聂权兄好!近日做你的访谈功课，细读你的作品，从中学到很多东西。非常荣幸做你的访谈。
你的诗日常、情景、有指向、重细节，基本上都在向叙事方向发展。你是你诗中每个事件的亲历者，都是将自己置于其中。但在每次叙述中，你更多地只是像个“局外人”那样把事情说出来，把波澜留给读诗人。你自己怎么看这一效果？
聂权：康宁兄好！你说的应该是我近两年来的一个写作状态。现在颇有甚悔少作之感，前些年的写作，表达和意味都过于“满”，留给潜在读者的空间过少。近两年，渐悟在写作中放开心中手脚和“做减法”的重要。好的诗歌，都是由作者和读者一起完成的，作者越是可以给读者介入的空间，作品的魅力就越大。这和美术中的“留白”类似，如齐白石寥寥几笔，只画了虾，观者胸中却生起了水，生起了浮萍，生起了沟壑，乃至天地。诗歌里隐而不发的、有待读者介入完成的情感，比酣畅淋漓的表达有时更有力量。我的一些习作，如《下午茶》《最后一个太监》就是在这样的体悟下写出来的。近些日子，回头读《二十四诗品》，才发现，这种写法早已被古人总结得非常透彻到位，在“含蓄”风格的解释中，司空图写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满绿酒，花时反秋。悠悠空尘，怱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康宁：刘波这样评价你：“这是聂权书写人生之诗的底色，他是在这样的底色上完成自己的创造，并赋予了诗歌以爱与痛混杂的美感和力量。”（《寻常诗意与爱的可能》）你说你的诗“记录的是一个大的时代中一个普通个体生命的真切的爱、疼、痛楚和快乐，诗中的每一份情感，几乎都可在我过往的生命中找到对应的事物或事件。”我们能看得出，你似乎拉开了一副与“宏大”对立的架式，用所有人生大悲悯的细微相加来构筑另一种宏大。如果是这样，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这样写作？
聂权：这个提法让我有些讶异，因为兄很准确地看到我心中构建但尚未在现实创作中完全展开的一种图景。我十一岁前在乡村生活，到城里后，母亲开一家诊所多年，因而接触到了极多经济、社会地位处于普通层面的人，这些人，按古代的说法，很多都属于“三教九流”，但我始终丝毫不觉得，他们，包括我的亲人，在灵魂和情感上，比其他任何人低。说得矫情一点，我对他们有发自心底的尊敬与热爱，这是一种情结。这些人，每个人都和同类型的芸芸众生息息相关，他们的人生，本来就是一部大书，他们的细微人生，叠加起来，足以构成一种宏大。而此外，中国的诗歌少有成体系地对人性的细微处、光辉处、疼痛处的展现和挖掘。一直觉得，对普通人生的呈现和对人性的挖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想去摸索。
康宁：读你的《下午茶》，读得悲从中来。我宁愿相信你在用小说的手法虚构故事。你说“当我们谈及细节，非洲待了三年的张二棍/微微叹息……”而张二棍说：“聂权写出了《下午茶》，是对他善良而敏感的福报。”你怎么看待这种福报？
聂权：31届青春诗会时，又遇到二棍，他说有段时间，每天都有很多人发信息问他《下午茶》里的故事是否真实。我也宁愿相信，这个已经高度文明化的社会，这种事早已没有了。可惜，人吃人的事件，在非洲有些地区是仍然甚至可能普遍存在的，当地人相信，吃掉一个人的身体，会获得这个人的力量，前些日子看到资料，。二棍讲非洲的一些故事时，刘年、彭敏也在场。《下午茶》的初稿，是在二棍离开十分钟后写下来，在QQ上发给他，他又转发到仲诗文、陵少、陈润生所在的“‘光头强’来了”群里的。写了这首诗后，自己的身体发凉、瘫软，直到下班乘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公交回到家，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的。我曾设想过，这首诗被别人看到，会不会使人对我产生误解，认为我是一个冷血的人；严彬在明天诗歌群讨论这首诗时提到了因它和 凯文·卡特的摄影作品《秃鹫与小孩》类似而为我自身生起的担忧，这种担忧我也曾经隐约有过。但还好，绝大多数人都能看到我在这首诗后的真实情感和意图。二棍说的是对的，写出《下午茶》，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一种正确地对待生命态度的福报。但是，像有次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这首诗时说的“宁愿世上无此诗，愿世上无此事。”之所以还希望这首诗流传，是希望它或者能起到实际性的作用，引起一些对恶劣环境中的生命的重视，减少一些对与我们没有二致的珍贵生命的践踏和戕害。
康宁：好像是从2014年末开始，你开了一个叫“诗藏阁”的公共微信平台，以个人力量着手中国当代诗歌的推介，这是一件善莫大焉的事。在“诗藏阁”里，我读到宜昌兄弟彭君昶的一首《在阿拉伯清真寺外》：“在阿联酋，我遇到的男人是虔诚的/我见过的女人，是神秘的/我眼中的孩子，象天使一样美丽/他们或着白衣，或披黑袍/全民缟素。这固定千年的衣着/让人想起一些盛大的祭祀或葬礼/在周末，我遭遇他们的礼拜/他们穿着干净的衣服，在肃穆的音乐中/匍匐跪拜，泪流满面。所有人/都在感谢那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真主/是他在冥冥中保佑着芸芸众生/礼拜完毕，我在犹豫中拉住一个信徒问他/“真主在哪里？”/“在前生，在来世，在此刻。”/他闭上眼睛，点划着自己的胸怀，念念有辞”。能谈说这首诗进入你的视野的理由吗？
聂权：以个人力量着手中国当代诗歌的推介，这个评价是不敢当的。我的原意，是尝试用新的媒体，发送自己认可的诗人的作品，构建一个可以让写作者经常去翻阅的资料库，同时也为更好地开展编辑工作做一种辅助。彭君昶的诗，是毛子兄推荐给我的，发在我做的“每月诗选”里。他的几首诗歌是我喜欢的，一方面，是因他的表述方式和气息比较特别，另一方面，是他的诗歌里闪耀着人性的真实的细微的光辉，有着自己比较深入的思考。这首诗给我的感觉也是如此。
康宁：你在《旧诗重提:在<</span>诗刊>“诗九家”栏目发过的几首战争诗》一文中说：“《诗刊》情结一直是我心中难舍的一个情结。除了《诗刊》，我几乎没投稿给其他的诗刊，似乎是觉得《诗刊》是自己诗歌的最好的一个归宿，所以，在《诗刊》之外的诗刊都没有发表过诗歌。”这种情节是你进入《诗刊》编辑部的际遇与理由吗？
聂权：在博客上查了一下，《旧诗重提》是2009年9月写的一些感受。它是真实的感受，《诗刊》在我心中的位置很高，对于它，我是有情结的，这种情结，实质上也是对诗歌的情结。它是我进入诗刊社的一个理由，如果有很多种工作的选择，而其中有一份是《诗刊》的，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它。但是能到《诗刊》工作，是机缘巧合，研究生毕业时，不想再做近乎全封闭管理环境里的重点高中的语文教师，我甚至曾应聘汾酒厂、煤炭国企，给《诗刊》投递简历时，甚至有过退缩。后来到诗刊社工作，使自己的一种情结找到归宿，从事与自己爱好相投的工作，为诗歌的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尽力而为的事，这是一种幸福，对这样的际遇，我充满感恩。
康宁：我们注意到，近几年《诗刊》选稿也有了不小的变化，不再是那种一成不变风格单一的“高大上”，特别是下半月刊，多样性、包容性更加明显。作为《诗刊》的年轻编辑，能否谈谈你的工作？能否谈谈你工作的意义？
聂权：你的观察是对的。近几年，从社领导到我们普通编辑，都在工作中强调呈现中国当下诗歌的整体面貌，尽可能地把当下诗歌的多样性、实绩立体地、及时地呈现在刊物里，每一种方向的有成就的写作我们都尊重。《诗刊》是中国诗歌的重要阵地，对推动诗歌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即使是我们普通编辑，肩头也有很重的责任。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两个部分，是及时传递名家或已展露实力的诗人的新作和挖掘大家不太熟悉的实力诗人，其中，发现、推出优秀作者是最有成就感的，因为自己从前是《诗刊》的一个作者，知道《诗刊》对青年作者的重要性，所以，很希望能随时挖掘出一直在默默努力的实力作者。如在今年，我在重点栏目推荐过王小妮、翟永明、灰娃、陈先发、余怒、余笑忠、黑陶、韩文戈、车前子、代薇、杨森君、田禾、树才、杨炼、伊沙、西娃、谷禾、沈杰、扎西才让、谭克修、仲诗文、白月、这样、郑兴明、沈木槿、广子、王彦山、灯灯、舒丹丹、懒懒、唐果、毛子、施茂盛、胭痕、张首滨、朱绍章、沈建基、张灿枫、杨康、国志峰、翩然落梅、寿州高峰、杜绿绿、轩辕轼轲、山西北野、路亚、罗霄山、张建新、梅依然、金黄的老虎、弥赛亚、杨红旗、汪子恒、衣米一、魔头贝贝、一度、小布头、郑茂明、西娃、蓝紫、黄权林、红娃、王更登加等人的作品，他们普遍有着良好的创作势头，不少诗人后来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武强华、白月参加了31届青春诗会，西娃获得诗刊社首届“中国好诗歌奖”，毛子兄获得《中国诗歌》2015年度“诗歌奖”，老井因矿工身份和诗歌实绩受到凤凰卫视等媒体关注，看到他们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自己是开心的，这印证了自己工作的意义。
康宁：“好的编辑首先得是一个知识丰沛、品位独特、直觉敏锐的好诗人。”（黄弢语）你能以诗人和《诗刊》编辑的双重身份，谈谈汉语诗歌的当下与走向吗？
聂权：现在的汉语诗歌，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时期。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过后，二十来年之间，中国的诗歌貌似处于一种荒芜的状态，但我们现在欣喜地看到，这种荒芜事实上是一种积蓄大力量的沉寂。近几年，诗歌发展非常快，现在，不仅有大解、雷平阳、西川等一些成体系的大家的引领，而且，在编辑工作中，我们几乎随时都能发现一位写作了很多年、有着很强实力却无名的诗人，他们向前掘进的坚定、不求闻达的状态和诗歌成果经常令我感觉惊讶。我觉得，在未来一二十年之内，诗歌完全有可能达成一种让我们意外的复兴；走向这个命题有点大，感觉不是我能看得很清楚的，但是可以肯定，今后的一二十年间，诗歌的美学体系会更丰富、完善，理论和创作都成体系的具有开拓性的诗人会成批地涌现，关注人性、人类命运的写作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诗歌的精神和理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观念，普通人群会把越来越多的目光放到诗歌上来。
康宁：能谈谈你的诗写作历程吗？
聂权:我是从1994年开始接触诗歌的，到现在，21年了。其间有过两次断续，一次间断比较长，是从2003年底到2008年，期间虽然也有写作，但未能有突破，这虽然和本科毕业后在高中教学的封闭环境、繁忙的工作节奏有关，但是归根结底，跟不够成熟的诗歌理念和自我积淀是有关的。
康宁：诗人一般都有自己的游历，许多诗是在行走中完成的。你的诗看不出游历的痕迹，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发你的身边。张二棍说：“苦难和穷困不分人种，不分地域。我一直觉得，那里的山水之间，无非是住着无数更黑，更穷的乡亲们。所以，无所谓亚非拉美。也许有一天，我写那么一组非洲，你会惊诧地感觉到的，这特么真像俺老家某个山区的情形。”你也是这样吗？
聂权：缺少游历性的呈现，是我写作的一个遗憾所在，这可能跟游历写作的精神和我一直关注平凡人的平凡生活的方向隐约冲突是有一定关系的。虽然去过不少地方，但没能把见闻和感受写到自己的诗歌里。我期待有个突破点，让我很自然地把游历生活也纳入到自己的写作中来，让它们也成为自己诗歌生活的一部分。
二棍的话是有道理的，人类的命运是相同的、相通的，虽然环境不同，心理、习俗、习惯不同，仍然会形成差异，但是情感和感受是大同小异的。可以流传后世的作品，一定是写出了广泛群体共同感觉、感受、情感或命运，引起群体共鸣的。写个人的命运，有时，就是在写全人类的命运。
康宁：“切入最平凡的现实生活，用最大程度的真实临摹，将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心灵中的阳光呈现出来。”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是你的创作理念，我们也可以通过《一小块阳光》《梅梅》《十四岁的弃儿》《星光菩萨》等作品找到佐证。特别是 “十四岁的弃儿”被问及“这个世界上最恨的人是谁”时，你给出了一个让人讶异的回答：没有！这时，我们真的看到了苦难现实的一隅阳光。能谈谈这一小片一小片阳光的重要性吗？
聂权：一位诗评家兄长曾说我写的尘世生活色调是灰暗的，当时曾让我很讶异，因为这种判断与我的写作初衷正好是背离的。我曾反思过一段时间，是否没有把这于我很重要的阳光性的存在或者想唤醒它们的意图很好地呈现出来。我想描摹的，是一个和现实世界等同比例的诗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可能艰难、有挫折，但时刻有自然、人情、人心、人性、信念的温暖，我更想呈现或唤醒的，是这些远重于现实苦难、逼仄的阳光性的存在。遍地阳光，或者一小块一小块阳光，对现实生活无比重要，对我理想的诗歌里的世界也无比重要。
康宁：“相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文启蒙，聂权这一代人的诗歌启蒙意识更为开阔……聂权的诗歌正是从历史与当代经验里建构个人的元诗样本，以及关注人类幽暗的“地方主义”精神部分。”（周瑟瑟语）你的《下午茶》《崩溃》以探寻真相的方式靠近写作本身一种更为具体的诗歌人文启蒙精神使我们共同意识巨大的罪与耻。你怎么看待 “人文启蒙”？
聂权：关注人性的写作，和人文启蒙是相通的。人文启蒙很重要的理念是维护人性尊严，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关注人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关注这些。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精神里，人文主义关怀本就是核心之一，它们的内涵可能比西方的人文启蒙还要丰富。
康宁：你在《皇木厂初冬笔记》中说：“一切的艺术，都是相通的，我们可以从音乐、绘画、摄影、舞蹈、电影、书法、戏曲、雕塑乃至建筑等种类的作品中汲取到属于诗歌的养分。”你的诗歌养分更多地来自哪里？能谈谈你的阅读吗？
聂权：“身之所历，眼之所见，是铁门限。”和其他的写作者一样，我的诗歌养分来自于阅读，对自然、他人的观摹和对生活、生命的体悟。感觉袁宏道说的“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是很有道理的，自然万物、人文、社科、艺术等等，时时处处都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领会诗歌写作的一些规律；阅读方面，我读得比较杂，感兴趣的，或多或少都会看一点，其中偏古典文学、史学方面的作品，最喜欢的是先秦歌谣、《诗经》、汉魏六朝诗歌和杜甫后期的诗作，感觉先秦汉魏诗歌更接近诗歌的本真。最近这两年，有在读《二十四史》。当前的小说和外国小说读得很少，有计划慢慢补上。
康宁：有一类诗人喜欢对自我诗人身份作标榜，也有一类对这一身份只字不提，似乎一提及大概就会被钉上耻辱的十字架。在宜昌，众兄弟似乎不存在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做一些身份摇摆。无论怎样，因为屈原，诗人身份的起源在这片土地上。你焦虑过自己作为诗人的身份吗？
聂权：没有焦虑过。我对自己现在身份的认可，只是诗歌写作者。一直认为，诗人是一个崇高的称呼，必须有足够大的人格力量、精神力量和写作实绩，有开拓性的贡献，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呼。
康宁：你在一首《三峡大坝旁》的诗中开篇说，“屈原祠不再”！康宁屈子故里人氏，这是兄弟的揪心。，前仆后继地撞死在/突然矗立无法逾越的水泥上”。虽然可以通过这首诗揣摸到你的心情，但还是想请你谈下你屈原故里之行的感受。
聂权：屈原故里一行，是开心的，因为有毛子兄、刘波兄同行，同时，也有些痛心，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自然、人文景观消失了，像我们三人去过的对诗歌写作者有源头意义的屈原祠，是后来重新修建的，而对自然不尊重导致的生态破坏，，下游干涸，气候变化等，也有不断的听说。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尊重自然的规律。
康宁：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宜昌兄弟欢迎你再来宜昌，三五人，一二杯，说人话，说酒话。
聂权：谢谢兄的访谈。期待宜昌的相聚，像你说的，三五人一杯两杯，说人话和酒话，会自在而快乐。
诗人是一个崇高的称呼（访谈）
宫白云 vs 聂权
（2016年1月31日19点-21点，中国诗歌流派网21世纪诗歌会客室）
宫白云：聂权先生好，欢迎您来到《21世纪诗歌会客室》。印象里您属于诗坛“少壮派”那一拨里的，既有自身扎实的学养与根基又有《诗刊》编辑的金冠，但您却极为低调，为人温润敦厚，口碑极好。我想知道您是怎么走上诗歌创作这条路的？或者说您为什么写诗？谁对您的诗歌写作产生过重要影响？
聂权：白云好，过奖了。少年时听人说，不会写诗的人，文章不会有灵性，就开始和诗歌有了接触。对我产生过影响的人有不少，叶芝、里尔克、博尔赫斯、希尼、斯蒂文斯、曼德尔斯塔姆、策兰、庞德、大解、雷平阳、王小妮以及当前一些在默默探索的有名的无名的诗人。其中，绿原先生译的《里尔克诗选》对我有着开启性的作用，当时有醍酤灌顶欢喜踊跃之感，受里尔克的影响，我在21岁时写了《崩溃》一组战争题材的诗歌；博尔赫斯一直给予我一种高度；而当下春潮涌动的诗歌状态下优秀诗人们的写作，更随时给我碰撞和启发。顺便说一下，于我而言，从未视《诗刊》编辑为金冠，和其他岗位一样，它只意味着一名普通编辑一步一个脚印该承担的职责，虽然，能从事和自己爱好相关的工作，并且工作岗位是在自己有情结的诗刊社，确是一种幸运。
宫白云：您说的这些诗人我也很喜欢。对所谓“金冠”的回答妙而诚恳，由此，我想到的是什么样的际遇让您进入《诗刊》编辑部？您认为一个编辑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你觉得编辑和诗人之间应该是怎么一种关系？您为《诗刊》选稿的标准是怎样的？您《诗刊》编辑的特殊身份对您的诗歌写作有影响吗?
聂权：机缘巧合，我是在硕士毕业后，通过中国作协的招考进入诗刊社的，中国作协每年都有一次下属各单位的公开招考，喜欢文学的有就业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
一个好的诗歌编辑，同时也应当是一位好的写作者，自己具备一定的写作水准，才可以识别某些作品的微妙处，不致于在判断作品时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况；他应该对当前的诗人创作状况有如知指掌的了解，对诗歌创作变化趋势有敏锐的感知和把握；应该与时俱进，不墨守成规；应该持公心，具包容心，尊重各种方向的有价值的写作。此外，责任感也是很重要的，这种责任感，应该是一种历史责任感，他的工作，不仅要对当下的诗歌负责，也要对诗歌的长远发展负责，对诗歌的繁荣和复兴负责。
选稿的标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大致会从作品的思想内容，情感的冲击力或渗透力，体验生活、生命的深度，思想深度，格局，语言的成熟度，骨力，意义上的张力，独特性，开拓性，气息，技巧，有根与否，是否有余味，是否对当前的创作探索有贡献以及作者的积淀、情怀气度、思想素养、是否形成个体风格等方面来综合衡量，来看它们在当下诗歌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否在我一审荐稿的范围以内。
曾有一位做编辑的朋友在我还读硕士时对我说，如果你想创作，就别做编辑。在平时，我是把编辑者和写作者的身份几乎完全分隔开的，但感觉编辑身份，对我是有益的，让我可以读到大量好的作品，对诗歌创作的整体格局有更进一步的把握，而优秀诗人的拓进，也往往可以开阔我的眼界，对我有所启发。
宫白云：您的“选稿标准”蛮高端的，怪不得您选的诗都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让我想起您在网上每月独立推出的“每月诗选”，还有您在微信建立的“诗藏阁”公众号平台，推荐您眼里的好诗人或好诗，赢得了普遍的赞誉，许多诗人都以能上您的“每月诗选”为荣，请问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来做这样的推介？我知道做这样的推介需要大量的阅读与精力还有时间（因我也在我们流派网的#以诗为证#做推介，很知道其中的辛苦），您是通过什么途径把这些诗选出来的？
聂权：说实话，我对稿件的要求比较严格，过不了自己心中设定的准线的稿子，即使是关系亲近的朋友的作品，也是不会报送的。做“每月诗选”，有三个原因：为自己每月的工作做一个小结；督促自己不要在工作中懈怠；及时推介好诗人好作品给读者，尤其是一些青年诗人的好作品。
选诗的途径，有自然来稿、约稿和朋友荐稿，其中，约稿的对象，一部分是名家或名气已显的实力诗人，一部分是翻找博客、微信群、微信公号、朋友圈发现的新人，有一些相熟的朋友也很支持我的工作，会推荐一些他们认可的名声尚不显的诗人的作品。
宫白云：您的诗《下午茶》被评为我们流派网“中国好诗榜”2014年度上榜诗歌，不少读者读后对诗中吃人的描写表示怀疑，请问这是真实的发生吗？把“吃人事情”入诗，您的主要用意是什么？
聂权：直到现在，仍常有人问我和张二棍。我也不愿相信，当今地球的某些角落仍会有这样的现象，但这样的事，是确实存在的。二棍讲述这种现象时，我的同事刘年、彭敏都在场。事实上，后来在龙岩“青春诗会”期间又见二棍，他还讲了那些仍处愚昧、贫穷落后、混乱状态中的地区的不少骇人听闻的事件，有些事件的残酷程度，并不亚于人吃人的事件，它们让我感觉到那些地区人们生活状态的艰难、凄苦、悲凉和无助。他们是无处呼喊，无力救助自己的。
写这首诗，是出于一种写作的惯性，出于一种本能，因为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用意，是希望引起对非洲那些受难者和将受难者的关注，减少对珍贵生命的戕害和对生命价值的践踏。
宫白云：这首《下午茶》的确令人惊悚，把人性的残酷写得如此不动声色也的确需要极好的功力。作家王小波曾说“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您身上非常合适，您一直都很实在地在诗歌中进行着思维的创造，您的诗歌所做的，不是在道德层面的强加或说教，而是通过一些日常性的生活事件或场景以及敏感的现实题材来折射、构筑一种令人侧目的旁观效应，这让您的诗歌既保持了一种批判的品格又有多重揭示的维度与怀疑的精神。关于现实题材的诗，许多诗人都在写，就我的视野所及，很少有向您写的这样独具特色，您是如何做到的？可否给我们谈一谈您的经验或体会？
聂权：过奖了。之所以比较广泛地关注现实题材和平凡人生，是2008年起，我感觉，就我目力所及，成体系地呈现都市生活、挖掘平凡人生的深刻人性的诗歌写作并不算多，所以想在这一方面做一些努力。在写实这一方面，我有一个想法，既然去写实，就把实写到极致，让诗歌在去诗意化的同时，让生活本身的面貌和内涵自身去呈现深处的诗意。不敢说是独具特色，因为关注现实和人性的写作者越来越多，而且有些写作者不同程度地有了自己的开拓。
一个写作者，如果不能为读者提供新的东西，他的写作是不会有价值的。写作时先有理念和意图，博观深思，厚积以发，纵横探索，意图应该是可以自然达成的。
宫白云：去诗意化的实写，是件非常冒险的事，可贵的是您的冒险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创新才是写作的价值所在，我也很赞同您的这个说法。虽然您给出的写作经验很宏观，但细琢磨还真挺实用。我很想知道您平常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您满意吗？诗歌对您有什么样的意味？您愿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聂权：确实是一件冒险的事。我相对喜欢安静，不大参加各种聚会。在家会看书，听音乐，用网络机顶盒看电影，有时会在博客和微信里搜寻一些好作者好作品；在外，喜自然和人群，置身其间，体味世间百态。
满意与否，知足则乐，有一点小遗憾是，现在渐没有很多时间去接触人群，一定程度上少了写作的来源。
我有一种可能算是偏颇的感觉，会生活的人才会写诗，诗即生活，生活处处可能藏有成诗的因素，它们二者本身并无多大的界限。诗歌对我来说，与生活无二致，都是会去努力但顺其自然的一种人间的行走。
如果可能，我愿意成为一个可以给他人留下一些有用之物的写作过的人。
宫白云：怎么感觉您说出了我的状况啊，我们还真挺像的呀，但我的诗没您写的好，难得写出有新意的诗。现在搞文学艺术的都喜欢讲新意，诗歌也不例外，而真正的新意应该是创造出来的新，而不是什么以旧复新。我目力所及处看到许多诗人长年坚持诗歌写作，但鲜有出新，大多时候是在重复、复制自己，由此我想到的是诗歌到底怎么写才能创新？才能走出重复自己的惯性写作的怪圈？而您的诗歌在创新方面可谓处处出彩，您能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创新经验吗？
聂权：关于创新，太多的人比我有发言权。有成就的诗人，无一不是有着自己的创新的；有大成就的为大家公认的诗人，无一不是向四方开辟了诗歌原有疆界的。勤奋博学，钻研学习他人，广取众长，推翻他人，重建自己，进而不断推翻自己，师法天地、社会、自然、人心，厚积薄发，是每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的必经之路。你说的一个人长久地重复自己没有进步这种现象，我在编辑过程里也常看到，尤为一些年龄已大的对诗歌有放不下的情结却一直止足不前的普通写作者感叹惋惜，原因，恐怕是他们缺乏创新观念，缺乏及时感知、学习新事物的意识，缺乏足够的脚踏实地而来的积淀，缺乏深入的思考习惯，以及日常的应足够多的写作训练。
宫白云：推翻他人，重建自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真不容易。跟读过您近几年的诗，感觉您对现实的关注，对风格的实验，对诗艺的探索从未间断。现实生活中呈现出什么样的风貌，您的诗歌中就会有相应的东西呈现，触目惊心的，残酷荒诞的，幽微人性的，温暖平实的，都会在您不动声色的冷静陈述中跑出来与我们见面，在保持诗性思维的同时，又让进入您诗中的现实与生活产生出一些别的东西，而恰恰是这些别的东西让您的诗歌与众不同。由此，我想问您的是您写诗都考虑哪些元素？或者说刺激您创作诗歌的缘由通常都有哪些因素？即兴的多还是反复思考写出来的多？
聂权：是的。虽然不容易，但是必须完成这一过程。你说的，我的理解是指诗歌的言外之意。古人作诗，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在一定程度上，诗歌的语言和形式只是载体，是必要的表达手段，更重要的是可意会难言传的内涵和意味。好诗的特征之一，是都有使人难忘记的情感和意味。严羽说“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吴冠中说“笔墨等于零”，都是此意。
是否可使人有长久回味之余味，这一点是我首要考虑的，因为它关涉到一首作品存留于世间的长短程度。其他考虑的元素，有呈现主题的材料的抓取，对生活、生命的体验的深度，引发潜在读者的共鸣度，给读者留下的参与的余地，气息，结构章法，画面感，语言和意味的张力，情感的温度，胸襟和情怀，内在的引力，有无根源性的东西、有无支撑，对人心、人情、人性的实际作用，探索性、开拓性等。
刺激我写作的，多是平凡人生的幸福和伤疼，它们来自他人及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当然，我希望我写的，同时也是“人”和“人类”的生活和命运。
以2013年为界，从前写的作品即兴的较多，现在的，以反复思考后写出来的为多。
宫白云：我认为真正的诗人都应该有独立的写作立场，它们不是简单的非黑既白，往往会随着在路上的视野而不断的变化，而且重要的是他们时常会思考他们在诗歌里留下的是否是有价值的东西，不能说像李白、杜甫那样流芳百世，但也不能生产“垃圾”，审视自己在时间的长河里各自都留下了什么应该是一个优秀诗人的品质，您同意我的说法吗？另问几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现代诗歌应当写什么？怎么写才会有价值？才会不落入平庸或俗套？
聂权：同意你的观点，诗歌的写作是复杂的随人生阅历、生活和生命体悟、思想识见、世间悲欢不断在变化的过程；真正的诗人从来都是在路上的状态，不进步，不向前掘进，写作对他们来说就没有意义，他们追求的价值，是“文章千古事”的价值。
写什么，不是我一个人能回答的问题，每位诗人都有自己的关注点，每条道路都可能通向诗歌中的高峰，但有一点，我觉得是现在的写作者应该关注的：人性、个人的同时也是广大群体甚至是全人类的命运。有根、有来源、有支撑的创造都会有价值，自然而然不会落入俗套。
宫白云：“有根、有来源、有支撑的创造都会有价值”，说得好。您的诗歌整体风格上偏重于叙述，没有大众眼中约定俗成的传统的审美惯性的美，这种“美的隔阂”您怎么看待？另外我注意到现在许多的诗歌大奖与官刊都非常青睐于叙事风格的诗歌，您觉得叙事诗是否代表了一种新诗方向？
聂权：最近我在有意识地作一些调整。叙述与抒情的比例，以及它们二者的相互融合提升的关系，很多时候我都在思考，因这是涉及到诗歌本质的一个问题。
就我的感觉，并不能说官刊青睐叙事风格的作品。这种现象，是当今诗歌整体面貌的一种映射，抒情风格的诗歌写作难度较大，写好并不容易，因而呈现的面貌稍弱，而叙事风格的诗歌易写，易承载思想和情感，呈现出的面貌较强。
叙事诗不能完全代表新诗的写作方向，就诗歌的本质而言，现在的叙事诗，多需要向先秦古诗、歌谣和唐诗看齐，校正叙事与抒情的比例。
宫白云：您说得很客观。现在不少人对《诗刊》抱有成见，认为重名家，轻新人，选稿口味偏“接地气”或“高大上”，对叙事类诗歌格外垂青，有些人为了上刊而迎合此类写作，您怎么看这些成见和有些诗人浮躁的功利意识？如果这些成见成立的话是否与选稿编辑的视野与倾向有关？
聂权：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认可这种成见。我也曾是《诗刊》的一名作者，对《诗刊》有近二十年的旁观。简单的一句话：真正出色的后来为众人认可的诗歌，何曾见不能在《诗刊》上刊发？真正优秀的诗人，绝对不会被湮没。而“轻新人”则是误解，恰恰相反，我和其他几位同事，都在不遗余力地挖掘有实力的新人，只要是有足够价值的新人，绝不会弃而不顾。对于编辑，推介新人，看他们一步步成熟取得成绩，远比推出名家新作有意义，更有内心的愉悦，有成就感。
迎合性的写作，大可不必。不是出自内心、本性自然生发的作品，是不会有大的价值的。
宫白云：您的这些话很是掷地有声，《诗刊》有您这样的编辑是《诗刊》的福报。我很好奇，您通常都看哪些方面的书？有哪些书或人物深刻地影响过您？您对自己的文学身份是如何定位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您会怎么说？
聂权：这两个问题，正好都是刚回答过康宁兄访谈的。我阅读的，偏古典文学、史学方面的作品，最喜欢的是先秦歌谣、《诗经》、汉魏六朝部分诗歌和杜甫后期的诗作，感觉先秦诗歌更接近诗歌的本真。最近这两年，有在读《二十四史》。当前的小说和外国小说读得很少，有计划慢慢补上。影响过我的，是书籍和人物综合的力量；我对自己现在身份的认可，只是诗歌写作者。一直认为，诗人是一个崇高的称呼，必须有足够大的人格力量、精神力量和写作实绩，有开拓性的贡献，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呼。
宫白云：“诗人是一个崇高的称呼”，我口中这么重复着都感觉有种神圣感，可惜，许多写诗的人都意识不到这种“崇高”。另外，我注意到诗坛对诗歌写作一直都存在着许多的划分，如口语写作，下半身写作，意象写作，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等等，您怎么看这样的划分？您认为它们之间是否只是诗艺的区别？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鸿沟吗？
聂权：这样的划分，会对写作者个人构成限定。不博取诸家之长，不法众妙诸门，写作者难以走得久远，很难得以大成。但是如果从整体上来讲，有些类型写作是要充分肯定的，它们提供的思想和文本意义，曾在新诗的发展进程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它们不仅是诗艺的区别，更有自我认同、内容、表述目的、情感侧重等方面的差别。
感觉鸿沟这个词用在这里有些大，但是有些诗人确把自己的界限划分得很分明，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画地为牢。
宫白云：很有见地。在全媒时代，您如何看待网络发表的诗歌与纸媒发表的诗歌？同等质量下，如果让您选，您会选纸媒发表的还是网络发表的？对民刊与官刊您怎么看？您觉得当下的中国诗坛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聂权：网络诗歌，尤其是借助微信等新媒体传播的诗歌，使得有实力的无名诗人迅速崛起，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只要是好的诗人、好的作品，一日之间便可以得到读诗者的广泛认可，这也是当下诗歌繁荣状态的一种外化。
对于我，新作会选择在新媒体发表，因为它有及时传播的特点，而自己认为有足够份量、有价值的作品，则还是希望能在影响较大的纸媒上发表，因为这些纸媒有长久的公信力和反复的阅读恒定价值、留存价值。
官刊和民刊都是诗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诗歌发展有推动性的作用，有一些民刊，如《中国诗歌》《读诗》《诗建设》，诗人间的认可度也较高。
现在的汉语诗歌，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时期。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过后，二十来年之间，中国的诗歌貌似处于一种荒芜的状态，但我们现在欣喜地看到，这种荒芜事实上是一种积蓄大力量的沉寂。在未来一二十年之内，诗歌完全有可能达成一种让我们意外的复兴。
宫白云：最后一个问题，？
聂权：中国诗歌流派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网站，这个是我早有耳闻的。徐敬亚老师等诸位所做的努力，值得我尊敬。建议加强网站和新媒体的结合，比如，当下可以加强与微信公号的接轨，将原有的网站的影响力叠加于不可低估其传播力的新媒体中，推出更多的有份量的诗人。
宫白云：谢谢您中恳的评价和建设性的建议。
冬日去路
——聂权、赵依对谈
时间：2017年11月10日
地点：北京 咖啡厅
人物：聂 权、赵 依
赵 依：在之前的那次见面，你说最近出的这本诗集比较满意，可作为对谈前的阅读。后来你发给了我部分你的自选诗，还有一些在微信公众号上推的诗作和创作谈，实际上，自选诗当中潜藏有你的选学观和诗学理念吧？你把自己的诗分为相对满意的一部分，和相对不太满意的一部分，那么我首先想要问你的就是，你所满意的自己的诗是哪一类？满意的标准为何？
聂 权：自选诗里是有选学观和诗学理念，不过给你发的这些也不是刻意挑选出来的，是在《下午茶》出版后新写的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是一些补充。我比较满意的，大多是新写的一些。满意的标准是对自己写下的这首诗的位置的界定和写作时的快感，写作者心里应该有一个谱系，金字塔形的，谁在这个塔的最顶端，谁在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应该是很清楚的，自己写出一首诗，在自己的写作里占什么位置，处在这个谱系的什么位置，应该是很清楚的。写一首诗，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满足感、快感，还是一种不满意的未完成感或者是挫折感，也是一种自我的标准。
赵 依：你在《诗刊》工作，本职工作是编辑，会读到各种各样的诗，你当然不得不有选择性地刊发作品，编辑工作也是一种选择的过程，当你在选择别人的诗的时候和你选择自己比较满意的诗的时候，标准是一样的吗？
聂 权：我觉得，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每个人看别人的诗歌都会依据自己的标准来进行判断，判断这首诗它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不同的地方是，你肯定不能要求别人跟你是一样的，一个编辑需要有兼容包并的理念，他需要尊重自己写作方向之外的其他方向的写作，必须把和自己不同类型的诗歌也纳入到选稿范围里面来，把那些好的诗歌选出来。我在选稿的时候，不管作者的方向是怎么样的，只要它是好诗，它是不错的诗歌，它是有特色的诗歌，我都会去选。
赵 依：什么是好诗，什么是不错的诗，什么是有特色的诗？
聂 权：有点不好分类概括啊，我就说说我心目里理想的好诗的要素吧：有余味，能让别人记得住；有根；语言有建树；有创新，有开拓性甚至贡献；有大格局、大气象；师法自然；有深度生活、生命体验；有歌的要素；气息贯通、独特、多变化；对现实、人心起作用；体现作者选取题材的能力；有画面感；做减法，可以让读者深度介入；贴合诗歌的本质；可以把握各种微妙的比例和平衡；有精神来处和去处；有生生不息的气息；有深厚的地域印记；见面目；见人性、神性；有时不妨以童真角度来看世界；有源头和根本。
赵 依：诗的阅读和小说、散文的阅读不一样，诗是有性情的，所谓的诗性精神嘛，你要去理解一首诗，去喜欢它，选择它，你很难跟阅读其他文体一样安全，我觉得诗歌你一定是要代入自己去判断和理解的，所以当阅读甚至是选择刊发别人的诗的时候，你是否会倾向于跟自己相通的那一部分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这么做。
聂 权：在选稿的过程里肯定有这种因素的影响的，所以可能最终选出来的诗歌风格还是更合乎自己的创作标准，跟自己有点类似的。但是我尽可能地避免这种主观的影响，这种态度和商震老师有关，我到《诗刊》工作以后，商老师提醒过我，说你选的都是好诗，但是你选稿的路子太单一，选的都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他的话当时对我起到很大的警醒作用。所以在自己阅读时可能更喜欢跟我一个路子的、更符合自己内心审美标准的一些诗歌，比如有深刻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能见情怀、见风骨、见气度、见修养、见面目的这些诗歌，但是在选稿的过程里，做编辑和做写作者还是有区别的，写作者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可能有自己的一套美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你不能完全套用在别人身上，做编辑想把好作品甚至全天下的好作品都囊括进来，必须有不以自己的写作为出发点、不以自己为中心的观念，必须尊重其他方向的写作。比如我是比较倾向于写实的、注重生活和生命体验的、在日常生活里找寻诗意的，而学院派多数注重语言、不注重情感和生命体验，口语诗可能在我看来，多数纯粹是白话式的，缺少深度的诗意，所以尽管我个人觉得，这两种形态的诗歌离诗歌的本质还是比较远，不重情感、不重生活体验生命体验，忽略了生活里最重要的部分，这样的写作很难走向诗歌的顶峰；口语诗有时甚至倾向于一种游戏……
赵 依：游戏之作。
聂 权：对，游戏，我个人认为它不会是高级的写作方式，但是你做编辑必须去尊重，在这两种方向里有一些写得不错的诗人。写作有很多种方向，有的道路可能不能抵达最顶端，但其他的道路也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必须尊重。
赵 依：现在普通读者读诗的最直观感受可能是把诗分为两种，一种是读得懂的，一种是读不懂的，这也是非专业性读者对于一首诗的第一判断。你的诗歌大部分是便于读者去阅读的，里边有很多生活的影子，比如《春日》，比如《熟悉》，比如《土豆丝和茄子》，这些诗好读，还因为具有叙事性，你刚才也提到，写作诗歌有很多路径，这些路径在我看来包括语言、概念、思辨等等，可能已经跟中国浩浩荡荡几千年的诗学传统发生了断裂，原来的诗学传统到现在对于新诗写作唯一的形式上的约束就是分行，除了分行，似乎古代对于诗歌写作的任何规约都已被逃脱。你的诗有叙事，它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分行，有时你已经完成了叙事，你还会再分行，是为了诗意去中心化、消解叙事，可以说是在用分行结构的同时又以它解构。那么谈到分行，分行在新诗中有太多用途，很多因素和需求可以导致一次分行，有些诗因此特别短，没来由又随意地终止，似乎读者读不懂也无所谓，有些诗因此特别长，仿佛可以永无止境地写下去。怎么看待叙事性这个问题？一首诗写到什么程度才算写完？
聂 权：先说第一个，就是普通读者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在普通读者很多很多人身上都存在，尤其是一些可能写了很多年，但是写作方法、理念比较老的人，我接触过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来访的作者，他们很喜欢诗，也可能看诗写诗很多年，却老在说现在的好多诗歌看不懂，觉得看不懂的诗歌都不是好诗。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样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
赵 依：我对诗歌编辑一直有一种迷之崇拜——你们能读懂全部的来稿吗？每一首诗、每一字每一句？包括其中潜藏的他者？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聂 权：我们还是能读懂的。诗歌可能是跟其他的文体判别标准有点不一样，我们编辑部的绝大多数人拿到一首诗，能做到看它的几行诗，甚至几个字，就可以从它的语言张力、遣词造句的方式、立意等等方面，看出作者大概写到了什么程度，写了多少年，大概看过哪些类别的书籍。晦涩的诗读不懂的问题，在我们这儿应该是不存在的。读不懂的诗歌有两种，一种是有特质的诗歌，它们看起来很艰涩难懂，是因为它们具有陌生化的一面，读者很难进入。有一些学院派诗人的作品，有些诗是用很多比较特别的意象、语言堆砌起来的，读者说的看不懂的现象应该主要指这种类型的作品，但是这个类型的作品里有一些高级的有特质的作品，需要有一定阅读经验的有层次的读者进入；另一种，有些人写作时，自己的出发点、目的，和写作手段，都是含糊的，有可能他自己的表意指向都是不清晰的，另外，像我的一位朋友说的，有些人一旦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就开始装，故意写得云笼雾罩面目模糊，让别人看不懂。
赵 依：我不是太喜欢读不懂的诗，我偏心于那些容易读懂的诗歌，感觉它们更有力量。我们都看重诗心、诗性，实际上诗歌还是属于人心，属于灵魂，诗歌力量的抵达，还得靠心灵和思想的共鸣。一首诗能够打动人、引起人的共鸣，然后走到人的心里面，才是一首好诗。
聂 权：对这种力量我还是挺看重的，那种属于人心、灵魂的可以走到别人心里的力量。我曾经想过很长时间，什么样的诗歌，才能够长久地被别人记住，后来得出一个结论，最根本的，是写出的情感和生命体悟既属于一个个体生命，也是属于跟他类似的一个群体，甚至是全人类的。其实就是共鸣度的问题，越能引起别人的共鸣，作品存留的时间就可能越久。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方法刻意，但是我觉得个体和群体本来就是不矛盾的，群体是由个体构成的，有着个性，个体在群体里生长，一定也有着群体的共性。
赵 依：你写诗其实很早，九四年就开始写了。
聂 权：是，接触诗歌，有二十三年了。我再来说说你刚说的叙事性的问题。我在94年在《诗刊》发了第一首诗，2003年在《诗刊》“诗九家”栏目里发了一组战争题材的诗，应该还算有基础的，但是大学毕业去做了几年老师，后来又读研，从本科毕业前后到读研第一年之间的几年，其实一直处于一种困境。我在之前的方向是偏抒情的，之所以后来有些突破，是因为叙事的纳入。雷平阳在新诗上有一个开拓性的贡献，就是把叙事成体系地引入，建立了叙事诗的一个王国。为什么这几年诗歌忽然呈现了一个崭新的层面，和叙事的成熟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情感一方面大同小异，一方面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情感可抒，而叙事的进入，相当于把广阔的生活，包括自己的生活、他人的生活、历史的生活纳入了，相当于引入了一个庞大的世界，所以，后来我自己很看重叙事性，它也适合我写实的路子。当然，叙事和抒情的比例必须去思考、去把握，它是一个涉及诗歌本质的问题。
赵 依：创作一首诗对你来说是否需要一个蓄力的过程？诗意难免消耗、意象可能局限、叙事的方法也可能重复。
聂 权：确实，一首比较好的诗是需要蓄力的。叙事的方法重复是一个问题。重复不仅符对叙事是一个问题，对其他的写作方面也是问题。我写的东西，从整体看有些重复的东西，但从初心来说，是不愿意有这样的现象出现的，因为任何一首诗和前一首有重复的东西，都是失败的，重复自己、没有创新是一种失败。
赵 依：那刚才说的分行呢？有人说诗歌其实非常简单，把散文分行就行，虽然说“以文为诗”古已有之，也有诟病，但完全是两个概念和路径。现在有的诗，长起来没有节制，甚至可以整段砍掉，有的诗的衍生文体，短起来让人怀疑，脱离诗歌文体的形态又以诗意立足，无疑是取巧了。
聂 权：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好像把散文性的语言分了行，就是一首诗了，但是这脱离了诗歌的特点，文学概论里说到诗歌有凝炼性、音乐性和跳跃性三个特点，我觉得是比较到位的，散文化的诗歌语言违背了凝炼性、跳跃性两个特点。散文化的分行是一种失败，我从前在这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现在有所纠正，但也还没完全纠正过来。
赵 依：诗写到什么程度才算结束、应当结束？翻看不少诗歌，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或许可以删掉。
聂 权：我也尊重长诗，但是就我个人的写作习惯，诗歌超过了三十行、四十行的话，一首诗是不是好诗自己就存疑；关于删诗，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准确。没有掌握一定写作方法的写作者，会不停地写下去，把所有想法都表述出来，他们的诗歌，如果删掉一部分，删掉一些字词或者章节，往往会更好，这也是改诗的一种方法。诗歌是不是节制涉及到很重要的一个写作方法，就是留白，好的诗歌应该是有留白的，可以让读者参与进来，和作者一起来完成。有技巧的像山水画一样的留白，在每个读者的阅读里都能产生出一个空间，美学张力和意义张力可能是非常大的。
过于简短的诗歌存在的问题是意义指向可能过于单一，空间张力不够，自身是单薄、难以成立的。
赵 依：你的诗歌还有两个特点，当然不是体现在每首诗当中，我的归纳也不一定正确，一是对话精神，二是注重去路。关于对话精神，最直观的表现是叙事当中的对话本身，此外还有跟古代的对话，你的一部分诗歌是非常有古意的，你会用典，甚至是用古代的语素、用文言入诗，这是和古代诗歌的对话，也是对诗学传统的回应了，这可能也是你提到过的，每个人都有谱系，在我看来这部分诗歌是你努力把自己置身于整个诗学脉络中来建构自己的一种尝试。还有一种对话关系是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对话，你的诗里面提到的，有你刚才说的雷平阳老师，还有王尔德、穆旦等等，阅读他们的诗，以及超越时空跟他们进行对话，也是对话精神的一种表现。关于诗歌的去路，实际上是诗意的去路，你也会把一些诗歌落脚于哲学性的思考、一种虚无主义，你虽然想要发掘“一小块阳光”，但是你在努力避免“阳光”的坐实。你的诗有现实主义的来路，比如说在朋友圈看到的新闻，或者是别人的谈话，你都会写到诗里，一切皆可入诗，但正因为来路实在，你似乎倾向于去路的羚羊挂角。
聂 权：你的感觉是非常对的，我在写作的时候，确实是在对话，潜意识里有对话的对象，这个对象我希望是我之外的每一个生命个体，甚至是自然本身，我希望把自己的想法、情感、对世界的认知等等传达给其他人，同时也希望我写的不仅仅是我个人，也是我之外的其他人。和雷平阳、王尔德、穆旦的对话也不是有意的，因为这也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古典性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在注意，因为古典是一个源头，是一种根性的东西。如果找不到这个根，你是没办法走远的。就像长江、黄河一样，有根源才能长流不息，树的根扎得足够深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我自己是非常注视源头性的东西的，自己也有努力去找，现在我看得比较多的是先秦的古诗、《诗经》、唐诗宋词元曲，看得远远不够，但是确实有注重。
诗歌是应该有精神来路并且能为自己和他人指出去路的。
赵 依：在我看来你是一个倾向于希望被读懂的诗人。古代诗歌对人的观照实际上是相对欠缺的，当你要去模仿、借鉴、化用古诗，你势必会把语言置于重要的位置，而艰涩的语言很可能会遮蔽内容的呈现，比如《双柏记》这类诗，或许会成为让人读不懂的那一类。当然我读不太懂的诗歌还有另一些类别，比如说像你的《我买你》这一首。我擅自揣测，这首诗可能是你在避免叙事的重复性上做出的一种尝试，有叙事成分的诗歌很容易让读者建立代入感，它容易代入，所以它容易懂，也容易引起共鸣，但在诗法上往往给人一种重复感，而你似乎试图用陌生化来解决叙事重复这个问题，把完全的、真诚的、危险的自我暴露转向局部的、欲言又止的暴露，这是一种新的叙事策略，它不再一目了然、易于剖析，但它同时又可能使你成为读不太懂的诗人。
聂 权：这的确是一种尝试。其实这是符合我的一个对自己写作方向的一个设想的，也是你刚才说的诗歌的去路问题。好多年前，我和熊盛荣说过有关去路的设想，说起先我会写得很实，理想中的境界是把实写到极致，然后下一个阶段是写虚，第三个阶段，是把虚和实两个世界融合在一块。我现在在写实的方向上，遇到的问题是写作方法、意义指向、情感、情怀，容易重复自己，感觉必须得走另外一条开拓自己的路，暂时倾向于写虚，像你说的《我买你》，还有《木囚》，就是这样的尝试，虽然它们的力度可能小一点，但是对于我是有意义的。
赵 依：你提到了你的生活，你的诗歌在内容上着重对一个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思考，那就是如何做平凡的人、如何过寻常的日子。在你看来，平凡是什么？寻常的日子应当是怎样的？人是不是需要靠挖掘某种关系来确立生活的状态？你的诗也不乏思考各种人、事、物之间关系的，比如《左行草》，里面提到了你的过去，过往经历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聂 权：平凡是寻常，是普通；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人，并没有什么权力、地位、金钱，生活状态、层次并不是那么高的，他们的生活就是寻常的日子。原来我有一个想法是为平凡人立传，每个人都脱离不开时代，咱们这个时代普通人的精神状态、生活状态，生活、生命、体验、感受，每个人都是一部个人史。对于这个群体，我是有一份特别的感情在的，因为从小和这些人接触，自己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个体，所以对其他人时刻有一份心里的尊重。我觉得并不需要刻意去确立生活的状态，挖掘某种关系也不是必要的，用心、顺其自然地生活是一种应有的状态。思考各种人、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我注重的，我觉得探究自己和他人、和天地万物、和社会、和自己的关系，是写作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写作是建立在过往生命上的，《左行草》是读书笔记性质的，看到一本古籍，说左行草这种草吃了可以让人无情，它让我想到了过往的一些痛，自己的痛和给别人造成的痛，生命里如果没有那些痛和波折，如果只有一些很平淡但是有生命本质性的温暖的小确幸的生活该有多好，就写了那么一首短诗。
赵 依：“而有时想想过往，又真的想觅一株这样的草来。”《左行草》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是因为题目，孔子诗教，“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眼就好奇了。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诗人是怎么给诗歌取题目的，诗歌题目对于诗歌的重要性，远超于小说题目之于小说，题目可能是诗眼、诗心，是一首诗通向读者的窗口。
聂 权：题目对诗歌来说特别重要，如果题目选得恰当，会和内容生出一种空间感，可以让读者充分介入，一首诗可能会因为一个题目成为一首好诗。
我在选题目的时候，有点太过随意，2002年前后，诗歌论坛特别活跃的时期，当时网名叫“秋水”的唐果在交流时说我选择题目基本都太过随意了，包括到现在，我的有些诗都是从诗歌里选取字词来做题目的。事实上，我越来越意识到，选择题目是一种很高妙的技艺。
赵 依：那就是说你是先写诗再取题目？一般写一首诗要花多长时间？你写诗的频率是怎样的？你认为诗歌写作可以被训练吗？
聂 权：是这样。我写诗一般很快，有时几分钟，最多不超过半小时。诗歌写作里的快感，我觉得一方面也是从这样的速度里得到的，而且我觉得好像一些我了解的好的诗人，他们的写作速度也不会太慢，比如大解老师，我很喜欢他的《小河》，写在河边洗衣服的都是年轻人，从前在河边洗衣服的人，而今不知哪儿去了，那时的水也不知流向了何处，也写到孩子呆在肚子里，是把母亲穿在身上的，母亲是一件又厚又暖和的衣服。这首诗很牛，有生生不息繁衍的气息，大解老师说，他只用了几分钟，就把这首诗写好了。特别慢的写作状态，我觉得不是一种理想的高级的状态，因为诗歌本质的特点之一，是情感积聚到一定程度的自如抒发，对于有着扎实基础的写作者来说，很短的时间已经足够了。苦吟，或者很使劲才能写好的话，我觉得这个写作者的能力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很怀念读研时的写作频率，当时除了必要的学习之外，我基本都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写作。当时强迫自己每天至少写一首。有的人感觉每天写的话，写不出什么好的东西，我觉得我的答案完全不是那样的，起初你可能会感觉自己在硬写，但是在形成一个习惯后，灵感会不断地来主动找你，当时我最多好像一天写了八首。
诗歌写作绝对是可以训练的，像其他的技艺一样，像打铁一样，在不断的训练里你能让自己的能力、技艺得到稳定的提升。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不要急着想写出很好的成品来，应该把写作当成是一种训练。事实上，通过高强度的训练写出来的作品，往往不会太差。我在那段时间写的一些东西，虽然单独拆开看，力度小了些，但是后来不少都在《诗刊》《人民文学》上发了出来。
赵 依：你好像特别喜欢自己的《春日》这首诗，送给我的诗集扉页上也写有“春日去路”四个字。
聂 权：那首诗其实是我自我感觉写得最好的一首，其次是《下午茶》。我喜欢《春日》，是因为喜欢它的繁衍生息的气息，和温暖。从前我偏向于疼痛式的写作，但是后来发现，温暖的、给人以出口的写作，是层次更高的。温暖的写作，不但可以给他人心灵出口，也可以给自己的心灵、灵魂出口。
赵 依：我在准备跟你做这个对谈的期间，有一个收获和一个困惑。收获其实刚才已经谈到了，我是先读你给我的微信公号材料，再读你寄给我的打印出来的自选诗，继而读《下午茶》《一小块阳光》这两本集子的，也就是说我最后才读到你在《一小块阳光》自序里面提到的创作观。而我在读到“切入最平凡的现实生活，用最大程度的真实临摹，将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心灵中的阳光呈现出来”之前，已经在对谈提纲里面写下了类似的阅读感受，包括“寻常人”、“精神和灵魂”。所以当我读到你在序言里对自己的创作也作如此的表达时，这种契合无疑是对我这名读者的认可和表扬。生出的一点困惑则是，你写诗，有自己的理路，尤其是关于叙事的那一部分，你在写作过程中应当不会刻意地去想太多的诗学理论和海量评论文章里常常提及的创作问题，因此我不禁感到困惑，理论如何才能具体的、真实的指导创作？
聂 权：你说的这个困惑，我觉得丝毫没有必要。如果你用理念来指导写作的话，就违背了诗歌本质性的一个特点，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诗歌是自然而然由心生发的，如果加入了预先设定的限制，那肯定是不对的。
赵 依：再问一个从上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延伸过来的问题，你怎么看待诗与歌的关系？
聂 权：鲍勃·迪伦获诺奖我觉得挺诧异，因为在我们的体系里，起码在现在，把歌词当严肃文学是没有的。文学的边界是什么，歌词是不是属于文学范畴，这也可能是他们的一个有意义的探索。回到诗和歌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从诗和歌的关系，我觉得上一届诺奖可以让诗人们重新审视诗和歌的关系，让诗人们去看“歌”的要素有多重要。现在的很多诗歌，都偏离了诗歌的本质，从诗歌的定义来看，“歌”是它的重心，是中心语，诗歌如果缺少了“歌”的要素，最核心的一部分就缺失了。中国新诗百年以来，在“歌”这一方面，是缺乏的。而在特别优秀的作品里却是无一例外地有“歌”的要素的存在，可惜现在很多人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赵 依：你在《一小块阳光》的自序里面说以前写的诗可以略过不看，你之前也有谈到现在的诗比较让自己满意，有转向，也逐渐成熟。怎么界定这种写作的成熟？一直以来你写作的核心都是真实的平凡的存在，你的核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你的这种转向是指关于真实的表达转向成熟，还是说对真实的定义都发生了改变？所谓的转向和成熟是指表达方式、语言，还是其它方面？
聂 权：转向和成熟，怎么说？一方面应该是诗歌技艺、理念的一些转变，我到《诗刊》工作，特别大的收获是，知道了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差诗。原来看到大的刊物上的诗歌，差的诗歌也要去思考它好在哪里，现在多了一种大局观，不会受差的诗歌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比从前多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另一方面，我常请教有些重要的前辈诗人，和两位朋友互相批评、碰撞，在诗歌理念、技艺方面还是有一点进步的；随着时间的推进，情怀、积淀、眼界、对待生活和生命的态度，总是要比从前好一点的，并且，看待世界更接近它本身；原来倾向于疼痛的甚至是自我剖析的写作，因为感觉很多个时代都缺少这样的写作，觉得这种写作是一种担当，现在觉得这种方向未必是对的，温暖的给人心灵以出口的写作应该是更高层次的，写生命里温暖性的存在，不仅可以给他人出口，也可以给自己出口；还有，越来越感觉到，写诗，和做人是同步的，我们生活、生命的意义，应该是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我们写作的意义，是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过程里的种种，传递给读者。
赵 依：还想再谈一下断裂的问题。刚才谈到很多古代的诗学理论，这些诗歌传统与当下的新诗写作已经发生了断裂，我们都倾向于要去续接、粘合这种断裂，你在自己的诗歌创作方面也有尝试，那么，怎样的续接才算是成功的？续接的来路和去路为何？显然，语言上的相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对诗学传统和诗性精神的延续。
聂 权：现在的新诗和古代的、源头性的东西之间是存在很大的断裂，古诗的精神、技法、内核、理念、方向等等，能被现在的诗人接收的特别特别少。现在很多人都在学习西方诗歌，却把从古典诗歌、古典文化里吸取真正的营养忽略了，根源性的东西没有继承下来。诗歌的理想形态，应该是传承、颠覆和重建，需要把从前的诗歌精神、内核连接起来。中国古典诗歌里有宝贵的财富，续接到现代诗上来，诗歌才有可能复兴。现在诗歌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理想形态我感觉并没有呈现出来。
续接的来路，我觉得应该是探寻文化、文明、生活、生命、精神的本质，并且从源头去探寻诗歌的本质，我们得去多思考诗歌的本质和源头是什么，同时从具体的诗歌里汲取养分；深厚的文化积淀必须要有，文史哲的积淀和贯通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特别重要，一个诗人要想对当代甚至后世产生影响的话，肯定要有特别深厚的积淀。
去路，应该是人心人性、文明、文化和精神的向上向好的完善、重建。
寻常诗意与爱的可能
——聂权诗歌论
刘 波
聂权的诗，越来越趋向于某种现实性，当然，这一现实并非完全是俗世意义上的，而是他在竭力靠近某种真相，这真相里有残酷与冷漠，也有温暖和爱意。就像他经常触及到的、“弱势”、“沉默的大多数”和那“一小片阳光”，这些冷暖色调的人生融合在一起，看似矛盾、冲突，甚至不乏对立和对抗，然而，它们又不得不同处于一个时代，其交叉存在本身，就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真实格局，同时也构成了聂权笔下诗意存在的可能。这也是我愿意去读聂权诗歌的缘由，面对那些令人揪心的现实，他没有控诉，也没有说教，他在给出自己切入人生与观察人世的角度，每一次下笔，每一个意象，都出自眼中所见，心中所感，触之深，识之切，这为人生的写作心态，当是聂权朴素运笔的前提，更是他前行的动力。
一
我还记得前两年和学生们在课堂上讨论聂权诗作《疯子》的情形，面对这首“疯子”之诗，好多学生一脸茫然。他们不明白，自己在校园中经常能碰到的某类外表疯癫的人，何以在诗人笔下成了一道“内心的景观”。诗人是这样讲述的：“活在这个尘世间，他多少有点/可笑，甚至/多余。这个疯子/这个曾经的山西大学的教师/每天穿行在草木之间，以往的/供职之地，蓬头垢面/提一黑色旅行包/呜里哇啦地喃喃自语/不知者视他为游荡的小偷/知晓者避他如避蛇蝎/偶然迎面撞见，不知有多少女生/从侧边，落荒而逃/我只曾见他两次面部收拾得干净/不久又乱草丛生。很多年了/已无人有兴趣探究他的疯癫之因/也无人愿意与他对视/但透过那些枯萎又复活的春日草木/我却看见，他的踉踉跄跄/摇摇晃晃/蕴含的是不同于植物的/别一种 生命之殇”（《疯子》）。聂权作为亲历者，他记录下了这个“曾经的山西大学的教师”几乎到此为止的人生命运。对于疯癫之因，诗人说无人有兴趣探究，但我们或可找出更多理由，以解释这其中难言的苦涩，然而，这些是无济于事的，“疯子”教师行为举止的常态化，也就成了诗人难以逃避的回忆。
学生们是面对诗人笔下的疯子茫然，还是面对《疯子》这首诗本身的不解，我至今也不清楚，或许各种原因都有吧。只是，我们在校园里，在大街上，在世间各个角落，都能碰到这样的疯子，但我们多数时候一走了之，还是因为遇到的多了，见惯不惊。当聂权以诗人的敏感重新调动他的记忆时，疯子不仅仅是他书写的一个对象，而是他在精神上的疯癫，已构成了对每一个人世敏感者的触动，继而获得共鸣。诗人是在可怜那位曾经的大学老师吗？我想，没那么简单，这种疯“蕴含的是不同于植物的/别一种 生命之殇”，这才是诗眼，乃诗性呈现之关键。这不完全是一种对个体人的同情与可怜，而是一种人生的大悲悯。
聂权有他自己的正义伦理，这虽不是其写诗的标准，但却成了他下笔的参照。诗人走进个人的生活，也是切入了这个时代的脉搏，他希望以厚重之文字来感受这个社会的心跳，以平视之姿来承担自我的责任。这可能无关多么高尚的知识分子气质，它就是来自一个人的良心，也源于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并伴以平和的，真挚的，深沉的追问。当很多诗人选择以大开大阖之激昂闳阔来进入诗歌时，聂权走了一条“寻常”路，写最寻常的人，立足于最寻常的生活，这看似一条平凡之路，却也不失为写人生之诗的大道。他有一部诗集，名为《一小块阳光》，也是其同名诗作。从标题看，虽为“小诗”，却含深意，有着对日常经验至为凝练的重塑与再造。“一小块阳光/透过蒙尘的玻璃窗/落在桌旁的水泥地上//它带着秋日的气息/慢慢照亮一家人/清贫而温馨的生活：/旧但洁净的厨具/小客厅油漆脱落的木柜/白瓷碗、妈妈晨起做饭的背影/和桌边诵读声朗朗的孩子//秋凉了，风声和树在窗外晃荡/一小片阳光/却是那么亮，。由一小块阳光引出的生活感慨，可能也有不少人尝试过，但感慨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滑到了某种语言暴力之境，而无法转化为更内敛的诗意。聂权的节制性感慨，恰是其个人平淡体验后的自然诉说，他拒绝了狂欢，也无涉于在语言上炫技，仅遵循自己求得“寻常”的信念，那一切真实，便都可尽收眼底，也同构和共鸣于他写作的初心。
聂权在为《一小块阳光》这一诗集名称作阐释时，曾谈到了他的创作理念：“切入最平凡的现实生活，用最大程度的真实临摹，将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心灵中的阳光呈现出来。”无论人生多么卑微，生活怎样惨烈，我们活着的动力，肯定不是绝望，在向死而生的途中，可能那一小片阳光，就是爱与希望的融合体。诗人从不公不义中挖掘真相，从芸芸众生里寻找“活着的亮点”，也从平凡、平淡和平静中淘洗经验，那落在笔端的诗性文字，可能就是我们的希望之光。这是诗人将目光投向民间的体现，他从那些被遮蔽的背景中，也从被我们绝大多数人所忽略的个体与群体里，找到了属于这个时代的“乡愁”，它是诗人内心无法割舍的记忆，他必须记录它，见证它，并最终完成对它的自由言说和深度反思。当这一切冷的记忆诉诸笔端，它们在不经意间带上了诗人的体温，于是，不管是乡村记忆，还是城市经历，都被转化成了一种精神观照的产物。这些体验和经历一旦投射在诗人笔下，我们的记忆与感知之门，由此被开启；而关于生活本身的审美，也就相应地成为了我们和诗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因为它是带着乡愁在书写自我独特的历史与现实。
二
聂权在写每一首诗时，都是将自己置于其中，他虽为书写者，其实也是参与者和亲历者。只有真正将自己放到诗里，他才会以感同身受的姿态去写出那些隐忍、微妙与内在的声音。诗人把自己放到诗里，这是危险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主宰者，沉迷于炫耀和自我絮叨，自己也就成了诗歌的敌人。对于聂权来说，他愿意且不得不去冒这样的风险。和凭借虚构与想象完成的“句法转换”不一样的是，聂权的诗几乎都取材于他真实的日常生活，“记录的是一个大的时代中一个普通个体生命的真切的爱、疼、痛楚和快乐，诗中的每一份情感，几乎都可在我过往的生命中找到对应的事物或事件”，这是聂权书写人生之诗的底色，他是在这样的底色上完成自己的创造，并赋予了诗歌以爱与痛混杂的美感和力量。
如果说聂权诉诸现实的写作是因为要直面时代的残酷，那么，他退守到往事中的选择，难道是他抵抗遗忘的途径？一段时间以来，他不断调动记忆，频繁还乡，以构筑某种历史感，当然，这种历史感的袒呈，并非刻意，它是诗人拥抱生活与记忆之后的自然流露。《两家人：五孔窑洞》《在六舅姥爷家，听香表姨讲故事》《土塬上的小驴子》《二十多年前暖崖村的一刻》《窑洞中的小鼠·偷什么》《偷酒·香表姨》等诗作，都是诗人返顾往事时的诗意回声，真切，温暖，而在字里行间又隐藏着浓浓的乡愁意绪。聂权从容稳健地道出的回忆，正对应了因时代变化所带来的心境之变，当他在讲述《油灯下狼的传说》时，我却从《奔跑》一诗中，洞察到了两个年轻人在贫乏里渴望向上的生活。诗人在叙事中逐渐靠近某种凝聚着淡淡忧伤的诗意，舒缓有致，但又隐藏着青春通往成熟的一种紧迫感。甚至可以说，这种阶段性的人生过渡，又何尝不是以“奔跑”的形式完成的。当所有的往事都随着时间流逝飘向了远方，它们化为诗本身时，就是诗人在向一个时代致敬，那是属于他个人的时代，因为那里铭刻着自我最真实的情感和记忆。
生命的活力在聂权的诗中，基本上都体现为一种向下看的眼光，这种诗意的营造，并不是因诗人要构建他的“世外桃源”，他所希望逃离的，恰恰就是那些被很多诗人所美化的生活。这种生活可能是浪漫的，在远方的，在高处的，总之是远离人间的，聂权对此非常警惕，他和自我、和生活的讨价还价，其目的无非是想从中找到最真实的那一部分。如果不与生活计较，大度里可能装下的皆是空洞，回到生活，回到现实，回到个体的发现，那就是在向离我们最近的现实讨要一个时代的标本。就像在《不忍》一诗中，他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乞讨行骗场景的再现，其意图不是为了作翻案文章，而是客观地陈述事实，“我知道这可能/又是一个骗局。繁华柳巷口/一名中年男子的头磕得有力/冷风中的声音凄凉地/回响在下午的灰暗闹市：谢谢啊！谢谢啊！/但一床薄被裹着的不辨面目的老人/白发被寒风吹开，吹开/萧萧，似故乡山冈无遮拦的白杨/那一刻，我只看到/她只是一位老人；只知道/她也是一位母亲”。骗局背后，诗人所看到的，仍然只是这一幕凄苦的现实。即便是扮演和假装，这种毫无尊严的“行骗”，给当事人带来了什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给诗人带来了什么？他通过记录场景和自我反思，更多的不是在向外界倾诉，而是在给自己，给多数人一个提醒：当面对无可申诉的人生时，我们是否还需要保持一种不忍之心？对他人的，对自我的，对世界的不忍之心。
任何一个诗人都可能会有他的难言之隐，有的埋藏心底，有的诸诉笔墨，皆以情感作为出口。聂权自然地偏向了那种为人生的痛感书写，他有时甚至是在逼视时代的暗处，将那些现实苦难、内心伤痛和灵魂之劫都展现出来，它们也可能正是温暖生活的内面与参照。我们不选择逃避，不刻意去消解，以探寻真相的方式靠近写作本身，那就是对生活至高书写精神的回应。
三
聂权极少去写那些非常态的传奇故事，他虽然也用叙事来完成对诗意之门的开启，但他并不关心怎样去讲一个精彩的故事。叙事在诗中只是一种形式，是诗意的一个载体，他所渴望达到的，仍然还要深入到精神和思想的层面，以找到对应现实的尖锐性和力量感。
尖锐是聂权这几年诗歌写作中的一个关键词。我印象至为深刻的，是他将与诗人张二棍的谈话写进了诗里，整个过程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惊心动魄，从其讲述来看，甚至有些不动声色。非洲母亲因生活所迫，到小饭馆卖掉了自己的孩子，“起身、送客/阳光斜了下来/小男孩，已经被做成了/热气腾腾的/几盘菜，被端放在了桌子上”（《下午茶》）。，而如此罪恶，又需要谁来承担？诗人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也不需要追问，这个事件本身入诗，就已经足够引起我们反思了。人的处境与我们的立场有关吗？诗人有他的原则，他不是要暴露，而是要为世界的真相寻找一个恰当的表达出口。这出口关乎情感、本能、理性与良知，他由此进入，也从此出来，这一过程，终以诗歌的形式被定格于语言的空间。
出于书写者的良心与责任，有多少种失败的人生被诗人不厌其烦地演绎和转化？猎奇心态只是一时之意，但终究不会是长久之道，他还要从日常生活里发掘出永恒的诗性，并找到自我启蒙的途径。从其近作中，我发现，聂权越来越钟情于书写小人物、小场景、小事件，这不是乐趣使然，而是其眼光和姿态决定了他必须经过那条“向下看”的路，才能真正通往诗的自由王国。他写最后一个太监，写少年时遇到的理发师，写相亲的老男人，写十四岁的弃儿；他写经时光磨砺的铁卵池，写过去的圆白菜，写冬天的石榴；他也有感于各种自然或人生状态，比如写一个舒朗的清晨（《清晨》），写一个少年的不归路（《二月》），写一种孤独的恐惧（《惧怕》），写午后的温暖时光（《午后》）……在这些或直接或间接的书写中，诗人要么通过历史还原对话的场景，以尽力达到某种真实的再现；要么在恢复记忆和正视现实中去体验，让一段故事带出另一段故事，以抵制遗忘，守住诗意存在的诸多可能。
诗人从不讳言作为一个小人物的悲伤与快乐，因为他自认为是其中一员，他由此也有足够的信心来写出小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如，他写那样一个人，就像是在写他自己：“他是一个小人物，半小时前/刚从琐屑杂务中脱身//没有一个人/能全得这世上自由的生活/蛛网般的现实/给他们大大小小的限制//踏着薄雪/快到家了/清凉的雪意迎面而来，吸入脏腑……”（《小人物》）这日常之诗中透出的平凡之意，就是我们多数时候的人生现实，诗人写下了它，就是在为平淡的诗意寻找属于它的位置。如果说《小人物》代表了多数人的人生景观，那么《不逊之心》，则真正将小人物的日常诉诸了细节的描绘：“瘦削如一根草的老男人，修草工/在给春日草坪浇水//他安静，专注/只看草/仿佛，那是全部。//他有一个胖妻子/永远在他身后嘟嘟囔囔抱怨/她又黑，又丑，有时/显现咆哮的嘴脸/他有三个儿女，乖巧孝顺，逐渐长大/仍穿着和他一样，贫穷卑微的衣裳//他慢慢臣服了这一生/——一个人，只有一生。/但是，命运之神！原谅他吧/偶尔的走神，身子的一动，他对你的/不逊之心”。修草工的人生境遇，是对这个世界上小人物命运最精准的注释，而这所有叠加的人生存在，又真正构成了我们当下写作的精神传统和现实内涵。
诗人写了这世上更多的无奈，就像他所看到的，“都是已甘于接受的面容”（《五十》），这不用去虚构，就已显得真切，也足够让诗人清醒。也正是清醒的立场，让他在渴求希望时，也自然地去审视，去批判，去剖析所身处的时代。“我固执地认为，自己对个体生命的各种状态的呈现，虽不完整，也未有足够的深度，方向却是正确的，从本质上说，它不应该是一种自我的暴露，而是一种个体的还算有勇气的自然的展现、自我解剖、反观与审视，不是对世相百态阴暗面的揭示，而是对平凡而滋味纷复的现实生活与美好灵魂的追索，它不是对人世间痛楚的一种搜寻，而是因我们共有的对大地厚重深沉的爱而生的一种挖掘，不是在抛弃根，而是在回溯源头，寻回‘诗无邪’的一个根系。”聂权如是说。这段真挚的创作感言，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他何以用批判意识来质疑、反观与审视，那是因为他心中有爱，有着切入灵魂深处的大爱。这种大爱让诗人在平视生活的同时，也促使他从生活中探寻日常诗意和人生内在的命运感。
作者简介：刘波，1978年生，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新诗研究，出版有专著《“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等。曾获得《诗选刊》杂志年度诗歌评论奖、湖北文艺评论奖，“后天”双年度批评奖等。
挽歌与救赎
■李犁
1
评论家写诗，是不是有一个无形的卡尺在规范着他的方向、节奏以及字与句的拿捏？这无形的卡尺就是理性。一般来说，理性统摄着诗人的情绪以及直觉向审美转化，而这种理性在霍俊明的诗歌里，被凸显的性情甚至火星四溅的激情融化。或者说这种理性已经被稀释成一种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格调。这让他不论写什么，哪怕是有意平易甚至戏谑，也挡不住总有一个高于视线的诗格让我们仰望，然后又颔首沉思。
这是他诗歌的整体气质，也是他诗歌透出的气息和况味：阗寂、寥廓、温存、悯爱。这些品质像薄霜的秋晨，凉而不冷，爱而不昏，高而不渺，远而不隔。这让他的诗境如他自己写的“生锈的锯子在嘎吱的声响中也发出少有的亮光（《燕山林场》）”，还有“那匹晨雾中喷着响鼻的枣红马/她曾深秋时节在二峨山麓徘徊（《这一年的小镇》）”。前一句是记忆中的“亮光”，也是他诗歌的光芒，是时间和尘世都不能扑灭的诗意，是诗人从无数的尘土中筛选出来的金屑，并打造成金蔷薇的永恒之光。而后一句那山岗上从晨雾中渐渐显形的“枣红马”，就是他的诗歌在高蹈，是他追求也是需要我们仰视的境界。这“亮光”和“红马”虽然飘渺，却又那么真切，仿佛垂手可得。我把这看成是霍俊明对待人世的态度，超然又爱怜，俯视又敬畏。这让他写诗像水在过滤，从而让心灵真而纯，意境高贵而绵长。
霍俊明是一个情商很高的诗人，他经历的人与物，哪怕是條忽一现都能让他情喷，他借万物拽出灵感的线头，也借万物让心灵显形。这让他不狠思苦想，不抓耳挠腮，诗来的自然偶然突然，也即时随意。他靠的是直觉，是意识之外的神赐的灵光一闪，而非意识之中的智性和悟性。譬如他的《热爱失眠的人吧》，通篇都是幻视，是反逻辑反常识的思维。这是长期失眠造成生理反常后产生的一种幻觉和奇思妙想。那是另一个时空，秩序重新排列。从心理学上讲，这看似思维出了岔子走了神，其实是被日常掩藏的潜意识显影了。古人也说过：“夜深人静独坐观心，始觉妄穷而真独露”。就是说静夜观心始见真。所以霍俊明诗中写的“跳伞”、“到楼顶上去”、“摸摸星星的童年/揉揉自己的脚踝”,都是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愿望，是被禁锢的人性中自然自由属性的变形和借“象”还魂。所以看似感性蔓延和思维无序，其实一直有一根感情的逻辑线穿着它，这情感的逻辑就是理性，这些毫无关联的意象在理性的线条上发光，让诗歌有了温度亮度和人生的千般滋味。
所以，霍俊明的很多诗歌总有一种挽歌的味道，这是对往事和记忆的祭奠和缅怀，是对永远消逝的一切美好事物的挽留和刻骨的怀念。这增添了他诗歌的沧桑和苍茫感，也让他的诗歌像一颗柔软的心在山谷中发出悠远而空灵的回音，于是他的诗就有了“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方士遮玉）”的效果和境界。
2
聂权的诗，让人感到残酷和冷酷。残酷是他诗歌暴露的现实，冷酷是聂权写这么残酷的事自己却能兜住，而不让情感决堤。当然不是他真的无动于衷，而是为了写诗采取的手段，是用冷而显出酷，让诗歌的锋刃在冷石上磨快磨尖，然后更准更狠地扎在人心上。所以聂权的冷酷也是冷静，这是写悲剧，写比现实还现实即超现实的高手必须具备的素质。因为只有冷静到冷酷的地步，作家才能像雕塑家那样，拿稳雕刀，清醒清晰深刻精细地在石头一样坚硬的现实上，刻画出事之骨髓和灵魂之真核。
冷酷让聂权从容地布局，像拉弓射箭一样设置情节，把气氛挑到可以点燃的节点上。这一切像猎手巧妙地制造陷阱，让读者和猎物一样，不论你多么小心翼翼，屏住气，也不知不觉中掉进去。所以聂权不是简单的叙事，而是让故事走在钢丝上，读者的情感也跟着如履薄冰。譬如他的《理发师》，理发师（逃犯）在为“我”理发，这时追捕他的两个警察来了，警察没有马上动手，要“让人家把发理完”。诗歌重点放在警察在等待，理发师在默默干活这个短暂的时刻。这是一种对峙。作者写了理发师的沉默、耐心、细致，但“偶尔忍不住颤动的手指/像屋檐上，落进光影里的/一株冷冷的枯草”。作者擅于用不动声色营造大紧张，把惊涛骇浪摁进人为的平静里，微微颤抖的小细节烘托出内心的大摇憾。诗完了，读者还陷在那种情境里不能自拔。这就是诗歌的余韵。
聂权的诗歌让人想起卡夫卡小说，荒谬里的合理性，魔幻中的大真实。前者是手段，是对真实和现实的变形和放大，让人看的更清更深。譬如《下午茶》，不同地点同一时间的两件事同时推进。一条线是我们喝茶，胡扯，嫌鳄鱼肉粗粝腥膻等等；另一条线，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个母亲为了活下去，把几个小男孩卖给了饭店，老板挑选后，“小男孩，已经被做成了/热气腾腾的/几盘菜，被端放在了桌子上”。太冷酷了，比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还狠。？这就是魔幻，魔幻中有实有虚，实的是幻觉，虚的是隐喻。这样风马牛不搭杠的两件事就重合到一起了。整个过程，我们佩服的是诗人的控制能力，对情节和情绪的控制。情节一直在几十米的钢丝上摇摇晃晃，让读者的心提到嗓子眼；情绪上一直保持平静冷静，不让个人的愤怒和悲伤脱缰而出。因为他知道，零态度才能保证诗歌的原生态，而原始的故事更有杀伤力。需要指出的是，聂权每首诗歌的结尾都收得非常好，几乎都有“咔嚓”一下触目惊心的效果，随之读者也被电击，被点中穴位。诗意在读者目瞪口呆的瞬间也耸立起来。
在聂权这些冷酷和诡异的情节背后，是诗人一颗拯救世界的心，那是一种大温暖。救赎就是他诗歌的主题，但他否认原罪，诗歌表现的人之罪都来自无奈，来自生活的迫不得已。这就让他的诗歌有了社会性，也让他的拯救精神具体化并有了普遍性。
低空飞翔，寻找现实的诗意呈现
——评聂权近期诗歌
小布头
认识聂权，是参加诗刊社的一次诗歌活动，此后因为诗歌时断时续有了一些交集，他给人的印象是纯真的大男孩，温和，善良，亲切，不多言语却永远面挂微笑，有付好脾气。在这样一副温柔外表下的聂权，你很难想象他写出来的诗歌居然有一种我称之为尖利的、带电的力量。
他的诗，常在微信和博客看到。昨天下午，他把他手边包括《下午茶》《理发师》《最后的一个太监》近作四十首诗发给我看，这样集中的阅读，让人非常惊喜。我感觉好诗人的成长，是在一种极其偶然却暗含着绝对性和必然性的条件下诞生的，聂权正是如此。他近年的诗歌，正呈现出这样的迷人气象。
从2014年开始，聂权的诗歌叙事的力量日渐增强，他将日常生活事件和人性在事件中呈现出来的善良与邪恶，残酷与麻木，悲悯与善美，取其片段和碎片，精心构建自己诗歌宏大叙述的宫殿，他的叙述克制，冷静，他似乎拿着一把显微镜，不断从人性的细微处，从人类的痛疼处着手放大，开采和深挖。把镜片对准小人物，小事物，但这些小人物和小事物，却被聂权写出了大格局和大叙述，所带来的艺术感染力也是惊人的。
我对一个诗人写作的转身和发展轨迹有天然的好奇心，经常发现一个写了几十年坚持一种风格的人，忽然转变了，专注于某一种类型写作。这种风险对诗人来说是契机也可能是陷井，我感觉一直倾心于小人物和小事件的聂权，在2014年发生了一种推进试的转变，他似乎找到了一首好诗的秘密通道:以己之身，进入身边微小事物的内核，竭力靠近事物的真相，把事物内在的矛盾和冲突，灰暗和光明呈现给世人，诗人在其中，感同身受，却对揪心之处，不说教，不控诉。呈现成为力量本身。
记得第一次在他微信上读到《下午茶》，应该是2014年的12月，之前读到他的《理发师》也是很惊艳。这首《下午茶》给我所带来的震动非常大。凭感觉，聂权会因为这首诗带来写作的一个大转折和提升。在这首诗里，他的叙述节俭、克制，像一名手抓刮骨刀，技艺高超的庖丁，只见故事和事件的骨肉在渐次分离和呈现，只是呈现，却让人惊颤，唏嘘。非洲的吃人事件远非地域和贫困的残酷性，聂权的诗歌，更是对人类在极端境遇里人性的逼视和考量，这是他日趋成熟的一个标志。
以《下午茶》为转折，聂权的创作进入一个气场很强的勃发期，他先后写了《三峡大坝旁》《星光菩萨》《父亲》《那些年吃过的圆白菜》《最后一个太监》《不逊之心》《小人物》《四个人的下午》等一系列好诗。我归纳聂权诗歌的特点有三点,九个字:真良知,“小”取胜，冷叙事。
一、真良知。把文学的良知放在首位，直面现实的苦难和灵魂之殇。聂权的诗歌，正是一种低处的翱翔，他自己讲述小时候母亲开了一家店铺，往来的客人和亲戚，邻居都是命若蝼蚁的草民，他希望把自己的笔端交付给底层人，这也导致了他看世界的方式和角度，立足于平凡和日常经验，怀揣“一小片阳光”，用最直接的方式切入生活的激流暗礁，挖掘事物的真相，寻找活着的亮点和希望。把希望和阳光还给苦难的人们。
二、“小”取胜。微观取代宏观，精微取代粗砺，小叙事取代宏大叙事，又具有宏大叙事的高度概括性。聂权的诗歌短制品较普遍，所写皆为小人物，似乎立志为这些卑微的生命立传。镜头取景也都使用微距，长焦。细节精微处见毛孔，见肺腑。
三、冷叙事。聂权的诗歌语言是用这三个字代替再恰当不过。讲述残酷的现实，使用的镜头语言推进，不疾不徐，隐忍而不动声色，整个过程节奏缓慢，克制。看似绵软，实则有冷峻的奇峰，读者被撕裂却并不自知，这就是聂权的诗歌魅力。
聂权的诗歌越写越不在意技巧性，或者说技巧已经成为他身上隐形的锋刃，出鞘在于有无之间？他的诗歌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描述中，要么通过对话还原现场，要么通过历史再现真相，要么在记忆的回闪中，打捞诗意，要么从一个故事，牵连出另一个。克制，冷静，节俭。，它们本来快乐得像一群小男孩小女孩，穿过西陵峡、巫峡、瞿塘峡，到奉节的源头产卵生子，却因人为的截流筑坝，而摔死在水泥堤坝上，整首诗平缓如流水，却张驰有度，在结尾处发力，豹尾收手。《小人物》中的修草工有卑微而不幸的人生境遇，平静的描述中却暗藏机锋。《理发师》，控制得最好，表面上平静，隐而不发，内在翻江倒海，另外的《星光菩萨》也是如此。。聂权对残酷的现实具有天生的悲悯之心，他对于语言暴力和语言狂欢，都有绝对的警醒。不迷恋，止步于客观和冷静再现。这对于一位年轻的诗人而言，是十分可贵的。
诗如其人，即使写出了《下午茶》的聂权，其诗歌依旧保留了温润厚实的底色。本色和情怀，是一个诗人自身的秘境和标杆，我个人想给聂权一个小小的建议，发力过猛必有刚硬之嫌，温润厚实必少了一些得之于神助的智性之作。我个人感觉聂权的诗歌还可以在人性的幽微处更进一步深深拓展，在观念上，语言上不自设禁区，视野更开阔一些，跳跃性更大一些，下笔更加不拘一格一些 。也坚信聂权的诗歌探索会给更多在路上的诗人以深深的启迪。
2016年4月13日下午于团结湖
附录:聂权的诗歌
1.最后一个太监
命根子，是被父亲死死压着
割去的
太穷，他要把他送去皇宫
逢迎极度小心，被赶出宫外的皇后
洗手
他跪着端起脸盆
抽烟吹灰
他跪着用器皿接住
有时九死一生，一桩小事
皇帝举起手枪
指着他的头
后来他捡煤渣
做出纳
活过了94个年头
他说他一生
流过两次眼泪
一次，父亲为他净身时
一次，父亲将他的“宝贝儿”扔掉时
那样，死后
他再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2.下午茶
在我们开始喝茶时
一个黑人小男孩，在地球那边，被母亲牵着
送给小饭馆老板
太饿了，她养活不了他
她要活下去
在我们谈起尼日尔、满都古里时
黑人小男孩，被饭馆老板
拴了起来，和几个小男孩
串在一起，像一串蚂蚱。母亲
从身材矮小的老板手里拿过的一叠钱，相当于人民币
一千元
在我们说到鳄鱼肉是否粗粝腥膻时
饭馆老板挨个摸捏了一下，凭肉感
选出了刚送来的
这个孩子，把系他的绳子解开
当我们谈及细节，非洲待了三年的张二棍
微微叹息，饭馆只是简陋草棚，有一道菜
起身、送客
阳光斜了下来
小男孩，已经被做成了
热气腾腾的
几盘菜，被端放在了桌子上
3.理发师
那个理发师
现在不知怎样了
少年时的一个
理发师。屋里有炉火
红通通的
有昏昏欲睡的灯光
忽然，两个警察推门
像冬夜的一阵猛然席卷的冷风
“得让人家把发理完”
两个警察
掏出一副手铐
理发师一言不发
他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他等待他们
应已久。他沉默地为我理发
耐心、细致
偶尔忍不住颤动的手指
像屋檐上，落进光影里的
一株冷冷的枯草
4.星光菩萨
春天又来了
叶子暖了
她脱掉了高帽和鞋，说
日子难熬啊
他阴阳头，捶打腰眼，说
日子难熬啊
抱在一起，躺着
交换一丝一丝的疏软和体温
头抵着头
手搂着腰：
苦啊
悲悯的星光如清凉的菩萨
照土坯房
照大悲伤，也照小幸福
5.不逊之心
瘦削如一根草的老男人，修草工
在给春日草坪浇水。
他安静，专注
只看草
仿佛，那是全部。
他有一个胖妻子
永远在他身后嘟嘟囔囔抱怨
她又黑，又丑，有时
显现咆哮的嘴脸
他有三个儿女，乖巧孝顺，逐渐长大
仍穿着和他一样，贫穷卑微的衣裳
他慢慢臣服了这一生
——一个人，只有一生。
但是，命运之神！原谅他吧
偶尔的走神，身子的一动，他对你的
不逊之心
6.梅梅
她圆脸、卷发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