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医生忆蒋介石人生的最后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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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6-10 21: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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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丸(1916-2000),四川石石主县人,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1943年起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医官,至1975年蒋去世为止。后又为蒋经国夫妇提供医疗服务,度过了四五十年的“御医”生涯。1948年起,先后担任台湾省立台北医院院长,台北市立中兴医院长。晚年出任台北《中国时报》副董事长、台北圆山大饭店董事长。


每周约一半的时间待在他身边我自1943年担任蒋介石侍从医生起,每周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待在他身边,只有一小部分时间可以回家。事实上他并不需要贴身医生跟着,他的健康状况一直都很好,因他乃军人出身,每天生活定时,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还经常运动,懂得控制工作山观赏日出。时间,不过分忙碌,这一切均造就了他健康符合标准的条件。但即使如此,他与医生的配合度仍很高,也与医生保持密切联系。


起初蒋夫人的医药系统与蒋先生分家,故我们平常只在请吃饭时才与夫人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对夫人的健康几乎很少过问。但蒋先生便离不开我们这群医生,他自拔掉全部牙齿,装上假牙后,口腔里便经常发生溃疡。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有效的药可治疗溃疡,只能利用硝酸银将溃疡烧掉,所以我们那时经常要替他擦硝酸银,好让他再戴假牙吃东西。蒋先生的口腔每月总有十天左右的时间是破的,因此我们几乎一天到晚跟着他,为他擦药。除此之外,他的身体各部位都非常健康。


蒋先生要找医官时,都会提早叫副官找我们,以便给我们准备的时间。而我们有时明明就在附近,但还是会故意让他等十分钟再去,因为如果养成随传随到的习惯,往后如果因故晚到些,他就会问我们怎么晚到了。


徐蚌会战之后,大陆情势危急,蒋先生“引退”溪口。他在溪口生活十分有趣,行程满满不停,每早都到一处儿时母亲带他去过的地方(多半是庙宇),最后几乎整个溪口都走遍了。我们那时跟着他,虽也看出他的情绪不佳,但身体状况还不错。由溪口到上海的途中,蒋先生不断在海上视察,研究哪些地方可守,哪些地方又该弃守。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十分烦闷,胃口都不怎么好,牙齿也经常出问题。但那时他不大找医生,径自在那儿研究军事情况。


到上海以后,情势更是危急。当时他的胃肠不好,常有呕吐现象,但因情势危急,恐怕到外面找专家也靠不住,我只好自己想法子来维护他的健康。后来蒋先生自上海乘江静轮直航马公,这段时间夫人在美国,不在先生身边,所以蒋先生对自己的身体也很保护,与医生十分配合。


阳明山车祸后遗症


1968年,蒋先生和夫人曾在阳明山出了一次车祸。在车祸发生后的一次例行体检中,我们在蒋先生的心脏大动脉中听到了杂音,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心脏大动脉有杂音,表示主动脉瓣膜有些受伤,只是车祸发生时蒋先生自己并未察觉,故照常办公。但就从那时起,他的精神便不像从前那样好,当然这与他的年龄有关,但亦应与那次车祸导致心脏瓣膜受伤脱不了干系。人类的心脑干主动脉瓣膜破裂,等于抽水机的活塞坏了一样,血打上去又会倒回来,这是导致蒋先生日后心脏衰竭的一大原因。


此外从那以后,蒋先生的摄护腺(即前列腺——编者注)也出了问题,我们找了一个西方公司的海军泌尿科上校替他开刀,但那医生刀也没开好,使得蒋先生后来老是有小便出血现象,对心理打击很大。有几次军事训练安排好让他去检阅,但临出门时他又因小便出血而决定不去。有时他坚持要去,回来以后心理上却更疲倦。所以摄护腺手术后,蒋先生的身体状况更不如前。


我记得有一次在日月潭,蒋先生找我进去问话,当时我便发现他讲话不大清楚,有点小中风的样子。于是我找了卢光舜,向他说明情形,并决定要找神经科医师来为蒋先生看病,后来便找了王师揆来。


蒋先生一直很喜欢中兴宾馆,那地方地势又高,房子又大,夏天十分凉爽,风景也十分优美。但那地方风水不好,“总统”每次一去便生病回来。有一回他出去散步,突然在步道上就走不动了,还是我们拿了把椅子才把他扶回来,这表示他的心脏确实有问题。那时我与陈耀翰、卢光舜及王师揆四人便开始考虑他是不是需要住院。


有一天陈耀翰与卢光舜正好不在,只剩我与王师揆两人,蒋先生突然觉得不舒服,便找我进去。我进去后他说觉得气闷,我便告诉他:“‘总统’恐怕需要住院了。”当时他马上说:“好,我去住院。”就在王师揆下楼打电话先行准备时,老先生突然一下子站不牢,整个人瘫了下去,正巧头靠在我的手上,我立即警觉,准备针药替他打针急救。


那副针药是个救急的药,极具危险性,我在打之前也曾考虑是否真要替他打那一针,假如打的话可能发生副作用,先生便可能死在我手中;但若是不打,先生也可能过不了眼前这一关。当时形成一个很紧急的状况,我最后决定要替先生打针,打完以后他的情况确实慢慢地变好。那时王师揆电话也打好了,上楼告诉我医院方面已准备好,我告诉他:“准备已经不需要了,因为我们不能去了,只能在这里治疗。”于是我们便把中兴宾馆当成临时医院,将所有医疗器材全部运来。当时的医生除了我、陈耀翰、王师揆、卢光舜四人外,还把“荣总”几位专科主任都请来,扩大成十二人的医疗小组。


但因蒋先生心脏方面的问题愈来愈危急,我们大家都想:“是不是有必要到国外请一位专家替先生看病?”后来经国先生也来了,我们便与他商量到国外聘请专家之事,并推卢光舜到国外寻找。当时我们并没有设定要找某一位特定人才,但卢光舜一到美国,便巧遇当时已被内定为全美心脏医学会会长的余南庚(人称Paul余),也是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心脏科主任。我们与他相谈之下,发现他又是中央训练团出身,是蒋先生的学生,还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许多渊源之下,我们决定请余南庚回来为蒋先生治病。


余南庚来的时候,我们倒还没想到蒋先生的心脏疾病有那么严重,只是想在心脏科方面多增人才以利研究。没想到后来先生的心脏情况愈来愈差,非但血压很高,连呼吸都很困难,晚上也不能睡,脚也肿了起来,仿佛有些心脏衰竭。余南庚便为先生做了一次整体检查,我也找了一位专业化验师到山上来,每天替先生验血、验小便。那时蒋先生许多琐碎的事情(如指挥武官等)都由孔二小姐(孔令伟)来处理。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会,Paul余开始时都采用一些很剧烈的药,那药都很有效,差不多一用下去便可立刻看到蒋先生情况一天好过一天。经国先生与二小姐每天早上都参加我们的医疗汇报,不过他们两个都不讲话。全部的医生共分成四组,两人编成一个班,内、外科各一人,二十四小时轮班,另有四个心脏科随时接应,余南庚则担任整个系统的领导,每天主持医疗会议。


余南庚把蒋先生的病况处理得很好,还引进好几种新药。“荣总”也派来好几位能干的护士,先生病况可说一天好过一天。当蒋先生情况好时,还可与经国先生谈些大事,这种情况由1972年维持到1975年,三年时间对经国先生未来处理许多问题上,有很大的助益。当时的大事实际上都是经国先生借用老先生的名义处理,所以许多事在执行上仍十分贯彻。


经国先生的孝心确实令人感佩,他每天白天工作,晚上则一定前来陪伴父亲。后来蒋先生可以自己吃晚饭时,都会先问:“经国来了没有?”如果经国先生来了,蒋先生便说:“开饭吧!”


如果经国先生还没来,蒋先生就会说:“那再等等。”他一定要等经国先生一起吃饭。但纬国先生来时先生便不会如此,每次纬国先生来,才坐了一下子,先生便说:“好啦,没事了,你下去吧!”他对纬国的态度就是这样。但其实纬国都不敢走,他都到武官室去,吃饭时便到客厅吃所以每次蒋先生吃饭时,身边差不多就是经国先生、Paul余和我四人在他床前一起吃。


这种情形大约维持两三年,好一点的时候蒋先生甚至可以起床,坐在轮椅上走一大圈。那段时间日子过得很平和,经国先生每天会把外面所有的事向老先生报告,他俩父子晚上经常讲话讲得很久。不过他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医生都会站在远远的地方。后来,余教授因不能久待,过段时候便回美国去了,但我们还是每天利用长途电话与他保持联系,告知蒋先生的病情,而他也会给予意见与建议,所以老先生的病情一直都很稳定。


夫人后来发现自己得了乳癌,便住到“荣总”开刀,还交代不要让蒋先生知道,只告诉先生她患了感冒,不方便来看。那段时间他俩夫妻都在生病,我们医疗人员往往也分成两批,分别为他们看病,不过重心仍在蒋先生这边。


“总统”的心脏又停了!


1975年4月蒋先生走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他那一次会这样过去,因为当时他的情况还维持得不错,精神也还很好,脑子也还清楚。每天中午夫人会来陪他,夫人不在时经国先生也会来陪他,他与他们两个讲话也都讲得很清楚。


但在4月初时,我们在他的心脏监视器中,突然发现他的心脏曾停止一阵,于是我们赶紧在他的注射管中加一点药进去,他的心跳便又马上恢复跳动。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应该立刻在他的心脏旁边加装一个心脏调节器(passmaker),假使当初装上那个东西,说不定他还可以活下去。不过要装心脏调节器,需要将一根管子由动脉插进去,直到心脏的位置,再由另一边打开胸腔,把调节器放在肉里,也是个不小的手术。而蒋先生当时身子太弱,年龄也大,余教授一直在美国迟疑不决,我们也都不敢替他做那样的手术,只能任他的心脏跳跳停停,不断地替他打药进去。


蒋先生过世的前几天,兴致还很高的时候,常找一位四川护士罗小姐替他读唐诗。他一直很喜欢唐诗,但就在那几天,先生突然要罗小姐为他读“清明”诗,罗小姐翻了翻书,发现题为“清明”的唐诗有两首,一首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另外一首则是古诗。先生就是要罗小姐替他读这首“清明”古诗,而且还连读了好几遍。我当时记得很清楚,现在虽不大记得,不过我记得它最后几句的意思是:“任何事都不必看得那么多,最后还不都是一堆荒土。”


4月5日晚,我还记得电视正上演《保镖》连续剧,当时大家都看得很疯狂,每个人连饭都不吃,只守在电视前。那天我正好也在楼上看连续剧,楼下则是郑不非在蒋先生身边值班,他是位泌尿科医师。当时他紧急打电话给我说:“老熊啊,你赶快下来看看,‘总统’的心脏又停了。”我告诉他:“你赶快给‘总统’打药啊!”他说:“我打过了,可是他的心脏又停了。你赶快来看看吧!”我一听情况不妙,便马上说:“好,我下来。”一下去之后,我发现先生心脏停的次数果然愈来愈多,我立刻告诉他们:“现在情况的确不大好,我们赶紧打电话,把几个医生都找回来。”那时余教授并不在台北,所以我们和“荣总”心脏科权威姜必宁都待在官邸,亲眼看到蒋先生心脏停的次数很多。


那天蒋先生的心脏停了好几次,因为用药已经无效,于是大家开始使用电击急救,另一方面做人工按摩。当时夫人及经国先生都在场,纬国则在台中。我们边急救边看着监视器,急救时监视器上的曲线还有些波动,不急救时便成一条直线。大家看情形不妙,便向夫人报告:“看情形是救不回来,是不是要停止急救呢?”夫人说:“不,再继续!”等了半小时,夫人也看到情况仍是一样,最后才说:“停止吧。”


当我们停止急救时,正如传言所说,外面正是一阵大雨。此时我们已把秦孝仪先生找来,主要目的是为蒋先生立遗嘱。当时秦孝仪大声问道:“什么时候(按:意指老先生何时仙逝)?”由我负责答复。我那时也不晓得是什么灵感,事实上秦孝仪问的时候,已是4月6日早上两点,可我当时一想,真正开始急救的时间是4月5日晚上11点多钟,便直觉地回答孝公说:“4月5日晚上11点50分。”因为“总统”真正过世的时间,应该是他的心脏停止自主跳动后,也正是我们开始急救时。我们为他急救后,他的心脏并没有恢复自主跳动,换句话说,4月5日清明节的晚上,确实是他过世的正确时间。


事后想想,之前他一直要罗小姐读那首“清明”诗,后来也果真在清明节去世,冥冥中似乎自有巧合。此外,士林官邸屋后原有一座修得很牢的亭子,却在蒋先生过世当时歪了下来。日后我们还听见一位华侨说,蒋先生过世那天,他正由日本东京搭船前往台北,突然海上一阵大雷雨,使得船身不停摇摆,他在船上很怕,突然间又听到无线电报道老先生过世的消息,许多事情不光在台北有巧合,连在日本海上都有很巧的事。


我记得蒋先生的遗嘱写好后,夫人表示要看遗嘱内容。她看完遗嘱后对孝仪说:“你加几句进去,说明他是信基督的。”很多人问蒋先生遗嘱里,为什么连基督的事情也要写,事实上那是夫人的意思。也有很多人怪孝仪,说他不该在后面加上“秦孝仪书”四字,事实上他也是参考以前孙总理遗书后有汪精卫记等文字的模式。


蒋先生去世那天,大家整晚都没睡,连夜将先生移灵到“荣总”,尔后举行大殓等仪式。大体来讲,蒋先生去世的过程虽然经过很多复杂程序,但他并未受到太大的痛苦,也没有经过太多医疗上的折磨,不像经国先生过世时那样痛苦我们对他最后的急救,可说在医疗上能够尽到的心力都已尽到。如今惟一觉得缺憾的,就是当初没有为他装上心脏调节器,如果当时为他装上他也许还能多活几个月。


夫人曾经很感慨地说:她一生与蒋先生共同经历诸多患难,惟一一件歉然的事,便是后悔当初没有阻止蒋先生动摄护腺手术。夫人说先生个性太强,决定开刀,夫人劝他等一等,要从美国为他请最好的医生来,先生都不听,故只好由他去。后来夫人看到那位美军医生准备手术时竟十分不镇静,以致手在发抖,便觉得应该阻止先生开那次刀,但又怕当时劝先生,便违背先生的本来意志,不晓得先生又要发多大脾气,所以当时她便忍下,希望那位医生能开得成功,结果……如今回想起来仍不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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