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绥远韩氏:亡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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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2-05 14: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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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夜炼狱般的煎熬,第二天清晨,火车终于喘着粗气驶进了北京站。温暖的阳光射进了车窗,人们都从梦中苏醒。我们的脸上满是汗渍,头发脏乱的犹如鸟窠,破旧的衣服满是褶皱。我们四个孩子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这里是伟大的首都,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我们有机会向伟大领袖倾诉我们的悲惨经历吗?不得而知。反正我在包头的日子里不止一次地梦见过他老人家,在梦中向他老人家哭诉:“毛主席,我是被冤枉的呀!”

出站后,我们先在厕所里用手捧着水洗了一把脸,用衣襟擦干,然后直奔长安街而去。文革气氛如火如荼,长安街上一片红色的海洋,那是通往共产主义彼岸的血海。高音喇叭放着震耳欲聋的革命颂歌,到处都是洋溢着革命激情的人们,穿军服、戴军帽、扎皮带的红卫兵随处可见。

我们已有20多个小时没有进食,感到饥肠辘辘。幸好在东单路口看到了一个早餐店,但人很多,地面污水横流。我们四个人买了四碗海带丝做的汤和两笼包子,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汤里有说不清的异味,很闷人,但对于饥饿的我们来说一切都无所谓了。喝完汤,放下碗,一人手持一个包子便去打听接待站的地址。

我们跌跌撞撞地找到了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由于北京突然涌来的上访者太多,暂时没有住处。头一天,把我们四个打发在一个装满行李的宾馆库房里睡觉,也许是因为疲累,那晚睡得很香。我们把行李统统打开,身下铺满了厚厚的行李,身上也盖上了厚厚的行李。虽然那间库房很阴冷,但半夜还是被热醒。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被人家赶了出来,一时没有着落。记得我们曾在东郊的麦田里睡过觉;在颐和园谐趣园的亭子里睡过觉;在中山公园的长椅上睡过觉。

我们还在被我们称之为北京“自由城”的地方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长椅上可以睡觉或打盹。“自由城”里面有厕所、厕所里有水,可以洗脸洗衣服,找机会亦可擦擦身。在那里逗留一定要机敏,警察来查夜,要自觉离开,装着上厕所或在门外站一会,待查过后再进去睡。“自由城”就是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厅。

那时,我们天天去西直门外的一家面食馆去吃面片儿,八分钱一碗,味道好极了。那是我此生吃过的味道最好的面片儿,地点就在一出西直门城楼50米的路南。吃面片儿的钱很快就花完了,许多和我们类似的上访者在餐馆里吃人家的残汤剩饭,常常面临着餐馆服务人员的呵斥与辱骂。我们则凑钱在餐馆里买几碗汤,然后磨磨蹭蹭地喝,一边喝,一边目光机敏地扫视着邻座剩下的饭菜。只要顾客一起身,服务员还没来得及收拾,我们就趁机端了过来,这样即便被服务员发现,也不会被辱骂,只是催你吃完快些走,不要一碗汤喝个没完没了。

一天,我们饥饿至极,在东郊的菜地里偷拔过萝卜。本来四顾无人,才把萝卜拔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正要入口,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社员,铺天盖地地涌了过来。我们四个被一群人扭送到生产队的办公室,社员们义愤填膺地辱骂我们,说要罚我们的款,没钱还要殴打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被几个小伙子扭胳膊,按脑袋地撕扯着,仿佛犯了弥天大罪。

后来生产队长来了,询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如实交代。幸亏这位队长城里有亲戚在内蒙古的锡盟插队,态度马上就客气多了。他问清我们的来历后,又询问起锡盟的饮食起居。当我们说清楚事情的原委时,竟引来了许多老乡的同情。临走时队长还请我们吃了饭,那几个萝卜,还要拿给我们,我们没好意思要。回城的路十分漫长,大约走了三个小时,当晚,我们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长椅上下榻。

我们在苦苦地等待着,那些天,我们没事就去接待站闲坐。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才把我们安排在了安定门外六铺炕煤炭部第二招待所。那时,因为各地来京上访的人员太多,国务院办公厅的接待站不堪重负,只好把接待任务又分配给了各部委的招待所。接待费从哪里来,不得而知,反正我们都是身无分文的人。

我们四个人挤住在一间房里,两张床拼在一起,四个人只有两床被。作为亡命的天涯沦落人,我们已经感到无限的满足了。

更为感激的是人民来访接待站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免费的交通卡,上面印着:“北京市内各路汽车电车通行有效”。

吃饭也是免费的,餐劵从接待站定期领取。主食是米饭和馒头,菜是始终如一的烩菜:白菜、虾皮还有几片肥肉。也许是因为饥饿,没感觉有什么不好,反正比工地食堂的窝窝头强多了。

“煤二所”还住有十几个上访者。依稀记得有一位又干又瘦的中年知识分子,是湖北的工程技术人员。他非常喜欢哲学,言必称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文革中他剪纸做五角星,不慎折错,一剪刀下去,成了十二角,变成中华民国的国徽。因此而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还有一位从阳泉来的小伙子,父亲是矿工。一天在井下干活,休息时,他父亲和一个年轻人摔跤,使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对方摔倒。但由于用力过猛,裤裆崩开一道十公分长的口子。没有针线,他就麻利地用毛主席像章给别上了,勉强可以遮丑。后来班长发现他干活不卖力,以为偷懒,仔细观察才发现,主席像章紧贴他的阴囊,于是向上级告发。当晚上井后他就被打了个半死,后来被定以侮辱伟大领袖罪。因不服管教,被活活打死后扔进废弃的矿井里。

小伙子来京想给父亲伸冤。他喜欢看电影,并崇拜影星,每天吃完饭就去北影的大门口闲坐,期望能见到他心目中的影星,但是每每失望而归。一天,他回来说,在北影看见了一群人正在批斗谢芳,还说谢芳被打的满脸是血,他为此消沉了好几天。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胖乎乎的老知识分子。他长得很像书法家启功,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新中国成立前,他的许多老师同学都坐飞机跑了,他热爱新中国,憧憬革命,没有走,1957年因谏言被打成了“右派”。文革中的一天晚上,同事们在外面看彗星,他在家里听到院子里喧闹,也出去看,后来被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妄图变天”。据他说,在被批斗时,他的生殖器被红卫兵用麻绳子拴住给揪断了。没有性生活,妻子要和他离婚,他这次来京就是申诉这件事情。他说,不是他没有性要求,是因为阴茎从根部断了,做不成那事。

一天他垂头丧气地回来,难过地半晌说不出话。我们再三追问,他才说,在北京饭店的门口,遇见了一位他的同学,估计从欧美回来,胳膊上还挎着一位金发碧眼的洋太太。人家认出他来,要和他说话,他落荒而逃。我们一起骂他:为啥不认?起码混一顿饭也好呀?人不够,把咱们弟兄们也都叫过去呀!他说:“放屁,咱们都像叫花子一样,不是给伟大祖国丢脸吗?”记得有人骂他:“真他娘的愚,都到什么地步了,还一口一个祖国呢。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

那个老头的书法水平非常高,即便在上访期间,仍然每天练字。记得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副励志的条幅,给我写的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幅字后来也不知道被我弄到哪里去了。

我会写几个蒙文字母,在分别时,我用蒙文字母在他的笔记本上胡乱拼凑了一些字迹,谎称是给他的临别赠言,他很感动。景柏岩也帮我蒙他,不苟言笑地“翻译”这些伪蒙文:“亲爱的老×:人世沧桑,岂能没有分别的痛苦时刻?为了光明的未来,我们让离别的热泪尽情飘洒。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让我们再一次握手,道一声:朋友,珍重!”

杜铁在一旁窃笑不已,我好生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眼下,估计那位老先生早已谢世了,我的伪蒙文赠言也不知流落在哪里。

不知过了多久,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站的两位大姐风尘仆仆地来“煤二所”专门探视我们,嘘寒问暖,我们心里感到热呼呼的。她们说:“迫害你们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他老人家并不知情,你们一定要把仇恨记在刘少奇的身上呀!”。

从此我们更加热爱毛主席,更加仇恨刘少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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