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故事:追忆兄弟般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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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10-16 1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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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我回高邮老家来去匆匆,许多朋友都未来得及聚,尤其是夏大哥和四哥鹤兄提出让五兄弟团聚一下,只因饭局排满未能如愿,只好兄弟三人喝茶小聚一下。我们五兄弟不仅是同学,也是家门口的玩伴,我们见证了彼此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时代,在这个喧嚣变化的世界上,能做成一生的朋友很不容易。

——题记



大哥:夏庭松

我们五兄弟都是出生在草根阶层,一直到今天,我都为能出生在草根阶层感到无比的骄傲,如果说我的文字还有点爱憎分明以及真诚的气息,与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

大哥夏庭松,比我年长4岁,原是高邮一家公司的副总。当年他的父亲夏大大是北门大街三星池浴室的搓澡工。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民间说书艺人。记得那年夏季的夜晚,我们聚集在家门口的电线杆下,听夏大大讲故事,从古到今,三教九流,什么“秦邮八景”,什么“张瘌趿背宝塔”,声情并茂,讲得绘声绘色。许多年后,我看张岱写的《柳敬亭说书》,眼前就会浮现夏大大当年在路灯下说书的场景。



上世纪70年代,在高邮人民剧场旁边是有个专门说书的“百花书场”, 像王少堂这样的扬州评话名家都来过。记得汪曾祺先生第一次回高邮,我们就是在百花书场听他的文学讲座的。上次去苏州,我特意花20元去平江路文化艺术中心听了一场苏州评话,虽然苏州话我听不懂,但评话艺人那种“神气活现”,依旧征服了我。如今现代人都是玩手机的“低头族”,尤其是青少年与人交流太少,脸上缺少应有的表情生动,让人很是忧虑。

那个年代,平民阶层混口饭都不容易,当年夏哥的母亲在城门口石桥上摆个水果摊,也说不上水果,就是卖红萝卜、紫萝卜,冬天卖炕山芋。夏哥的妹妹叫小马,经常帮母亲摆摊子,夏哥的姐姐叫大网子,心灵手巧,当年看见她在家门口织网,飞针走线眼花缭乱,让人叹为观止。许多年后汪曾祺先生在《大淖记事》里写过巧云织网的细节,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夏哥的姐姐。



那时夏哥在我的心里,就是偶像式的兄长,比如带像我这样的“跟屁虫”去东门宝塔掏八哥。那时的东门宝塔比较老旧,上面长满小树和杂草,八哥和其他鸟儿非常多,不像现在修得光滑平整,就是一座建筑物。当年夏哥带着长绳子打个“活扣”,像草原上套马一样,将“活扣”抛在十几米高宝塔的小树上,然后就光脚爬上几层楼高的宝塔,用现在的话就是徒手攀岩运动。记得夏哥当时还赏我一只腿摔坏的八哥,那时我每天都教它说话,可它一点长进都没有。有时放学后,夏哥带我去运河堤的小树林去摘一种叫吊死鬼的虫子,最后那只八哥还是死掉了。

夏哥爱好文学,小学时就在《少年报》上发过文章,后来他分到湖西菱塘粮站工作,认识一位在扬州师范图书馆的朋友,每次他去扬州借几本文学名著书,看完后都会过高邮湖带给我看,现在想起来,这种雪中送炭是多么珍贵。印象最深的是那本西班牙小说《太阳门》,让我第一次知道爱情也可以爱得轰轰烈烈。夏哥其实比我更合适搞文学,后来他学了财会,而我却歪打正着靠文字混饭吃,如今夏哥也会经常看我的公众号。其实我更知道,我现在能写点文字,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那年夏哥在菱塘失恋,我和二哥陆荣荣从高邮去看他,那时去湖西那边的菱塘,要乘帮船(就是帆船,是那种咖啡色的帆)过高邮湖,记得我们在一个叫马头庄的地方吃饭(小饭店饭碗都是有缺口的)。当天晚上到了菱塘镇,天都黑了,记得那天晚上停电,我们穿过那些有着老理发店、摇面店的老街,在粮站那间屋子里看到夏哥时,他已红了眼圈。

许多年来,夏哥是非常专业的养鸽爱好者,正如嫂子许华所说:鸽子就是他的命。他训练的赛鸽曾拿过大奖和名次,但就是纯粹个人爱好,与赚钱没有半点关系。记得我孙女出生,他还送了一盒鸽蛋给我。如今夏哥的女儿、女婿都在南京成家,有车有房更有宝贝外孙女,他们夫妇在高邮家里养花、养狗、养鸽子,过的是小资情调的日子。

我突然发现夏哥有点像张岱笔下的秦一生,他就是一个对世界“毫无损益”的男人,什么升官发财与他都没有关系,他就关爱家人,关心朋友,关注自然,喜欢心爱的鸽子,用自己的方式去享受人生的快乐。

去年有次吃饭,大家商量初中班上同学聚会的事情,一致推选夏哥为召集人,夏哥就提出了三点:1、下岗的同学不出份子钱;2、其他同学也不公开出份子钱的数目;3、不公开同学的职务和身份。其实说来说去,就是想顾及到那些下岗同学敏感的心。道理很简单,夏哥是从苦日子过来的,知道人穷的时候最后的底线就是尊严。

夏哥是草根阶层出身,没有显赫的背景,也没有高学历,但做人做事却显示出令人敬重的文化德性,这也是最为我佩服的地方。

对了,记得那年我和黄同学谈恋爱,第一时间请夏哥帮我去“把关”。记得那天我们去黄家时,黄同学正在家里洗被子,院子里晒满床单,被风吹得摇摇晃晃。记得她站在床单中间与我说了几句话,出门后夏哥对我说:“不错,有点像艺人。”那年10月,我与黄同学结了婚,结婚那天是骑自行车把她载回家的。

 


二哥:陆荣荣

那年夏天,班上几位同学在高邮老轮船码头“洗澡”,(“游泳”那个洋词我们当时感到不配呵),我不会游泳,只是帮他们看衣服。在那个高高的船舶上,有位男同学突然恶作剧地把我和另一位同学从船舶码头推下大运河。当时有人惊呼:他们不会游水!恍惚中听见有人“扑嗵扑嗵”跳下来救我们,记得我当时已沉下水底,出于求生的本能,拼命手脚并用浮出水面(所以我的游泳和跳水是一起速成的),而另一位被救上来的就是二哥陆荣荣——如果那次我不幸遇难,就不会有日后的“南京老克”,同样,你们就看不到这篇文字了呵呵。



陆哥在我们兄弟几人中家境最为贫寒,他的父亲是一位皮匠,在城门口摆摊(我曾经以他父亲为原型写过一篇烂小说《皮匠小葛》,也没敢透露过),陆哥有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好像还有老人,家里就靠打芦席维持生活。

高邮由于历史和交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手工业劳动的痕迹,记忆里许多小学同学家里几乎都有“撕鹅毛”、“糊纸盒”、“钉纽扣”的家庭副业劳动。

那次《东方文化周刊》的摄影记者扎西·刘陪我回高邮采访汪曾祺笔下的老街,看见路边有石碾子,问我是干嘛用的。这个我太熟悉了,当年我总是看见陆哥放学后用这个石碾子压那些芦柴,经常是汗流浃背,他是长兄,在家里也是壮劳力了。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那首高邮民歌《拔根芦柴花》的诗意,也要知道平民人家编芦席的辛苦。

陆哥的母亲很漂亮,就像是上海月份牌里的女子,眉目清秀,印象中好像身体一直不好,说话声音很轻。记得陆家还住着一家房客,是姓孙的母女俩,来自越剧之乡嵊县,她们讲的浙江话我们都听不懂。孙家女儿叫阿珍,长得非常漂亮,夏季乘凉我们听她唱过一段越剧,温婉甜美,惊为天人。其实这些都是小说题材,我在这里就暂不表了呵呵。

后来,陆哥就被招到面粉厂当工人,干的是最辛苦的“搅面”。有次我去面粉厂找他,在嘈杂的车间里光听到他的声音,就是找不到他人,抬头一看车间最上面有个戴口罩的人,全身都是面粉,连眉毛都是白的,正望我笑呢。陆哥后来当了副厂长,包括现在是副董事长,就是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

记得陆哥上班不久,我们发现夏哥每天清晨也拎个饭罐出去,后来问他,他就骗我们说去公园里和老头学打拳,结果我们很纳闷:这样的好事也不带我们玩?后来才知道是陆哥介绍他去面粉厂做杂工。那时朋友就是这样,有一分力气就会帮一分朋友。



那个年代,朋友之间的相互帮助,都是身体力行,亲力亲为,不像现在朋友帮忙,要么是关系,要么是钱。比如几个兄弟家房子装修、水电安装、卫生间改造,陆哥总是第一时间在现场。“有困难,找荣荣”已成为我们的口头禅。当年朋友之间的帮忙在今天看来有点“天方夜谭”,比如我们都参加过陆哥建房子的“水泥浇顶”,几个兄弟在跳板上传递水泥桶;我结婚时在家办酒,几个哥哥担任“上菜”,还有一位朋友叫张建华,是高邮师范学音乐的,拉一手好手风琴,那天我家里办喜酒,他竟光着脚去挑自来水。如今张老师是省文联的作曲家,每每提起这件往事,就会让人唏噓不已。写到这里,大家不要以为老克总是坐享其成,我也是热爱劳动的,比如那次忙结婚,我骑着三轮车把新买的席梦思拖了回来,在大街骑得飞跑呢!

1995年,我南下去深圳闯荡,当时我那上小学的儿子,放学老是被小痞子拦住,让他“跳”些钱出来。儿子说没钱,小痞子说,你爸在深圳是大款,怎么会没钱?那时还不流行“我爸是李刚”,但我儿子说了“我哥是陆跃!”结果也把对方吓跑了。陆跃就是陆哥的公子,长得身高体壮,现在陆跃小两口在北京发展也成了老板。父子两代人都成为朋友,这也是最令人欣慰的地方。

前些年,我父亲患癌症要吃麦淀粉,就委托陆哥代办,每次都是“陆董”亲自送到我父母家里,其实他完全可以让手下人送,但就是要坚持亲自送。上次我妈还对我说,你爸爸走后,家里还有许多麦淀粉呢,睹物思人,睹物思情,让人感慨。



陆嫂姓金,当年是从临泽镇嫁过来的,那年他们谈恋爱时,我们几个兄弟特意去陆家“把关”,结果把她弄得不好意思跑掉了。我们弟兄几个都是老实人,都是一次恋爱就结婚,成功率是百分之百。不像现在小年轻恋爱容易,结婚很难。

陆哥有个弟弟叫乃荣,二十几年前不幸得了尿毒症,长期以来一直与陆哥夫妇生活在一起,一直伺候到他病故。我们不提哥嫂每年承担换血的高额医疗费用,也不提二十几年来的精心照料,光是陆嫂这么多年来,没有一句怨言,就让人心怀敬意。其实陆哥夫妇的事迹完全可以上电视登报纸,但他们不愿意,认为这个没什么——是没什么,可对比当今社会上经常发生那些许多挑战底线的丑事,陆哥夫妇太难得了!

金杯银杯,不如俺老百姓的口碑。记得有次几位兄弟聚会喝酒,我提议大家现场为陆嫂颁奖,结果桌上每个人都向她敬了酒。



三哥:王明星

三哥王明星是我交往跨度最长的朋友。童年时代,我父母在一个乡镇中心小学当老师,而王哥的父亲在所在公社当副书记,我还有一个朋友杨浩荣,父亲也是公社副书记。杨浩荣后来是省广播电视总台某频道副总监,1999年我回南京,我们居然在珠江大厦电梯上相遇,从1楼到27楼电梯上就是我们两人,世界真是太小了!那时书记的儿子、教师的儿子在乡下也算是白领阶层的子女,所以王明星、杨浩荣、徐小明很容易玩在一起。

九岁那年,我转到高邮城北小学读书,不知何原因王哥也跟着转了过去。那时王哥的家住在高邮北头,每天早上他都要来喊我上学,我虽然离学校最近,却起床最迟。那时候,我家堂屋里经常站着两个身影,在等我吃完早饭,一位是三哥王明星,另一位是四哥李鹤,他们很有耐心,从来没有向我吼过。现在想想,我何德何能,竟让我少年时就享受被宠爱的待遇。



那时的小学生就是以玩为主,学习为辅,我下象棋、养金鱼、养八哥、拉嗡子、集邮票、集香烟纸,尤其是集香烟纸已小有名气,有次竟有三位从南门外赶来的男孩子慕名来我家交换香烟纸,为首的好像是个跛脚的胖子。

这次春节在家,我和经常在家研究棋谱的二舅爷下了三盘象棋,我已经30年不下棋,居然结果是:我第一盘没有输,第二盘没有赢,第三盘我要和他不肯——可见当年的童子功呵呵!

那年暑假,王哥拎着一只藤篓来我家,给我带来一只黑白相间的小花猫,那是我第一次养猫,记得我在家坐在堂屋里看小说时,小花猫就靠在脚边,它肚子“呼噜呼噜”响,那种感觉让你很满足。所以冰心说,猫是很文学的动物——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我这个人性格上有温柔的东西,与少年时养猫是有关系的。

初中时代,王哥按街道分配去读高邮中学,我们其他兄弟四人依旧在曙光中学同班,但并不影响我们兄弟五人的友情。后来,夏哥和我都去了乡下,李鹤去山西大同当兵,而王哥分配在干部子女成堆的地方——县电讯器材厂。他那个厂在高邮西后街,记得我也去过,他的一些工友和同事我也认得。许多年后,高邮师范文训班招生,班上有三个同学就是这个厂考上来的,你说厉害不厉害。

有句话说得好:青春是用来挥霍的,时间是用来浪费的。那时我经常回城,要不就是看电影,要不就是去王哥家。有次他很神秘地拿出一张女子的照片,很漂亮,看上去很像电影明星,照片上的人就是后来的王嫂。

其实,王嫂的父亲王印堂与我的父亲是多年好朋友,王老师瘦瘦的,抽烟很重,是位传奇性的人物。记得我家第一台收音机就是请他装的,是那种木头盒子的,很漂亮。那时我们许多样板戏唱段都是从这台收音机上学会的。记得王印堂老师后来在高邮还有其他技术发明,是当时社会上公认的能人和专家。

那个年代的人,好像动手能力特别强,记得我的舅舅与朋友还爬到屋顶上安装对讲电话。那时候大家做事都是从兴趣爱好出发,不像现在功利主义,做之前要问投入和产出,符不符合经济规律,或者就花钱买单全部搞定,动手能力却愈来愈差。其实当年明代文人张岱的父亲以及几个叔叔,玩园林建筑、玩造船、玩放花灯、玩斗鸡也都是凭兴趣爱好,不算成本的。



回想起来,王嫂那张电影明星的照片,多少是刺激了我的,或是唤起了身上青春萌动的荷尔蒙。我那时候人在乡下,正是17、8岁的年龄,人生很迷惘,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为了打发寂寞和无聊,每次回城会骑个自行车在高邮街上闲逛,希望能遇到一个丁香般的姑娘。行进路线就是从城门口到北头的王哥家(当然骑车时也要假装匆匆忙忙的样子,其实什么屁事也没有)。那时候,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也没配眼镜,因此在街上看到所有的姑娘都貌若天仙,自卑的心理油然而生。

前些天看央视《经典咏流传》支教老师梁俊带着贵州乡村孩子唱袁枚《苔》,让我的眼睛一次次潮湿,尤其是梁老师说:“我不是最帅的那一个,也不是成绩最好的那一个。”正是当年我的真实写照。说起来不怕你笑,我当时的人生梦想就是找个城里姑娘谈恋爱,结果还碰了壁。

王哥是我们兄弟中最早结婚、最早生孩子、最早当爷爷的有福之人。他后来的工作的职务是市房产交易所所长,权力很大,但他从不摆官架子,不容易。这么多年来,我们朋友之间唯一的身份就是兄弟。十几年前,我去广东闯荡5年,每次回家五兄弟都会喝酒,不过如今我在南京十几年,他们却从未来我南京家里喝过酒,这点我很内疚。所以这次在家我发了毒誓:如果他们再不来南京家里看我,就绝交!奶奶的!

前些年,不知何原因,王哥生病住院后,背有些变驼,于是他经常自我安慰:我脸模子不丑的!忘了补一句,王哥长得真是帅。虽然后来有些驼背,前些年还去舞厅跳舞,在舞场把高个子舞伴带得团团转,其实这也是一种人生的自信。

四个哥哥中,我参加了夏哥、陆哥和鹤哥嫁女儿、娶媳妇的喜宴,唯独是那次我去美国,没有参加王哥公子王晓峰的婚礼,心里一直很内疚,也不好意思当面打招呼,就在这里表达我的歉意吧,呵呵!



四哥:李鹤 

四哥李鹤比我大两岁,从小学四年级起,我们就粘在一起,好像还同桌过。记得我个子小,排队总是第一个,排队放学回家,我发现书包里总有小石子,都是排在我后面的鹤哥和一位叫“王大眼”的同学搞的,就是恶作剧寻开心。

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有绰号的。记得我的脸上当时长了个“饭猴”(应该是扁平疣),班上同学就给我起了绰号叫“徐革丁子”,喊起来抑扬顿挫余音袅袅,这个绰号很快就在全校中流传开来,连其他班上也有人喊。有次放暑假,我扛一根竹竿网兜,到北头大淖河边去捞金鱼虫,居然也听见巷子里有“徐革丁子”的喊声,循声而去连鬼影子都没有,当时真气得不行。上次我妹妹在家开玩笑说了一句“徐革丁子”,我立刻被刺痛了,可见当年受的伤害有多深。相比之下,鹤哥的绰号就很牛,叫“大苹果”(因他皮肤白,脸经常像红苹果)。假如那时鹤哥长个心眼注册一下苹果商标,日后被苹果公司买断,早已是百万富翁了。

鹤哥与我一样,爱好现代京剧,当时他的偶像是李玉和,我的偶像是扬子荣,当时在我家堂屋里引吭高歌,很希望门外有个伯乐,把我们这些好苗子招进剧团学戏。不过后来那年初中班上组织合唱比赛,居然名单上没有我,最合理的解释说我还没发育变声,让我很是郁闷啊!



我们初中是在曙光中学读的,它是在唐代建筑乾明寺上改建的,我们那个班(八排)教室就是大殿的东厢房,下了课就在大殿那张都是“自然灾害”的旧乒乓台上打球,学校后面的高邮体育场就是我们的天堂。那时在我们心中,县队的那些球星相当于后来的姚明、王志郅。那时经常在灯光球场比赛结束后,还有自发的摔跤专场,有时这些摔跤专场甚至比篮球赛更吸引人,当时我们心中的偶像是一位叫“孙小五子”的大帅哥,他是属于用脑子摔跤的,很有观赏性。这次回家听说“孙小五子”弟兄俩都去世了,不由怅然了一下。

那时的我们身体里过多的荷尔蒙无法宣泄,只有靠这些来释放。

不久,我们班上发生了一次“灯光球场”事件,始作俑者就是我和鹤哥,在灯光球场看球时,我们突然把班上的漂亮女同学挨个评点了一下,等同于现在的选秀评点。这个评点结果很快在班上传开,为这事班主任郭彦深老师还专门找我谈话,郭老师非常严厉地批评我两个字:早熟!是早熟,那年我才14岁。

多少年雨打风吹去,这个“水门事件”已过去了40多年,其实鹤哥一直以为是我说出去的,你想想,我们是共同作案的同伙,事后也没人对我严刑拷打,也没有人施美人计,怎么可能?不过到现在为止,究竟是谁泄露出去还是个千古疑案呵呵。

那年征兵工作开始,班上的男生都跃跃欲试,我一直是近视眼,早就断了念头,只好趴在窗栏上看我们班上几位男同学光着屁股在屋里“蹲下、站立”。征兵名单公布了,鹤哥榜上有名。



那是一个寒冷的凌晨,几个哥哥和我都去送兵,不知为什么看见鹤哥穿着肥大的军衣,一点也不解放军,心里就想哭。那天在高邮轮船码头,在一片哭声中,装满新兵的轮船离开码头,突然有个小伙子冒着零下30多度的寒冷,跳进大运河里追赶轮船,据说这个男孩是体检被刷下来的,至于这个“壮举”是否能感动部队首长,不得而知。

那年初中毕业,15岁的我曾在居委会待过一段时候,帮助写写画画,按现在说法是义工,做事不拿钱的那种。居委会谢主任就是鹤哥的妈妈,好像另一个副主任也是我同学的妈妈。鹤哥的妈妈谢主任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做事干脆利落,大公无私。



上世纪70年代已经是文革后期,那天居委会工作人员竟在天井里烧那些文革时从地主家搜来的字画(也有是这些家庭因害怕主动上交到这里的),整整堆放了一天井。可能当时这些字画太多没有地方放,按当时的认知都是“封资修”的东西,只有烧掉最安全。那天烧字画好像烧了一个上午,边烧我就边看,印象里好像有马远、仇英的落款,许多年后才知道,他们都是宋代元代的大画家。现在回头想想,谢主任等居委会同事真是大公无私,如果有谁留一张画下来,到今天就是百万富翁了。

当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收藏者吴洪裕太爱这张画,临死前让人烧掉,后来被侄儿从火中救了出来,有了后来一分为二的故事。在我的人生中也有过因为无知,竟参与烧毁了那么多名画真迹,可见文化愚昧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很快,我就收到来自山西大同部队鹤哥的来信,信封里还有一张照片,比那个“新兵蛋子”威武多了。鹤哥在部队很努力,包括文凭都是后来自学成才拿的,当然也没有放弃对文艺的爱好,有次他回来探亲,与我大谈乐团里的管乐和弦乐的配置,把我听得目瞪口呆。鹤哥后来复员后分到市气象台成为李工程师,包括现在担任工会主席,我想也是与他爱好文艺有关。



许多年后,我在高邮参加了鹤哥的婚礼,新娘子郑彰明我认识。当年她是我所在公社的下放知青,经常出席公社知青先进代表大会,是位善良、上进的好姑娘。后来我们有次喝酒时,我在酒桌上突击采访鹤哥:“你小子是如何把熟人骗上床的?”呵呵!

鹤哥的儿子李响很有出息,在新加坡读博士后定居在那里,那年在老家高邮华侨国际大酒店举行婚礼,新娘子是他的新加坡同学,居然也是高邮人,还是我们熟悉的朋友家的女儿。记得那次婚礼上鹤哥,扛着灰耙,戴了36斤重的道具绕场一周,我们都有点舍不得他,没想到事后他竟不觉得重,我想除了兴奋,更重要的是他对儿子那种深沉的爱。

鹤哥的兄弟姐妹很多,大都在外地。他母亲谢主任那年去世后,夫妇俩一直带着老父亲生活,生活上照料无微不至,那年老父亲89岁高寿才逝世——我想这一点就是他们夫妻俩最闪亮的军功勋章。

鹤哥夫妇现在经常去新加坡,帮助儿子、儿媳带孙女,我们兄弟聚会时,总是听见鹤哥嘴里冒些网络语言,是个很潮的人。那次在家喝酒,三哥王明星说要把他的头按在鹤哥身上,这个不得了,天下的便宜不能被他一人占了。鹤哥一直抱怨我以前老是“皮”他,那么今天让我用文字再“皮”你一把!呵呵!



 后记:这次在老家,夏兄和鹤哥发给一张当年初中全班同学合影给我,让我吃惊的是,照片上的我就像一只丑小鸭(那年14岁),拍照时似乎还在梦游。这次我和两位哥哥把班上同学姓名一一指认一下,令人悲哀的是:发现有两三位同学已经去世,还有人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所幸的是,一路过来,我们弟兄五人以及家庭还算一切安好,虽然我这个丑小鸭没有变成白天鹅,因为读点书明点理,也算是活出我想要的模样,感恩!

谢谢你的阅读!

 


我静静地写,你静静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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