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院长到保安,100个故事组成美院百年口述史......

校尉胡同5号校门与门牌迁至新校园

1918年，。一个世纪后的2018年，历经了百年沧桑巨变，。在美院人的记忆深处，学校从王府井校尉胡同到二厂，后来又搬到花家地南街的新校区。半个多世纪里，有多少故事在这里发生，有多少回忆在美院人心底留存。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校园

、有多少人成为了各界翘楚，这是几天几夜也数不完的。美院人的才华也随着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在不同领域中闪耀着熠熠星光。而现在，他们纷纷回归到一位美院人的身份，回到他们曾经的校园，把自己最想诉说的那段美院往事悄悄地讲给你听……

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校园

刚进美院时还没有油画专业，到53年以后才开设，然后绘画系才变成国、油、版三个系。那个时代，所有老师都很认真，除了绘画以外，他们的文学以及其他方面的修养都非常好。本科四年间我接触到了很多老师，都对我影响非常大，而且上了油画训练班以后，接受到苏联画家马西莫夫的教育，他也是极认真的。那个时代社会稳定，我们接触、吸收到的东西都非常有用，大部分来自19世纪的文学、音乐、戏剧、绘画等方面。所以我上学时，教师队伍都非常优秀，而且当时绘画的评价和标准都很统一。如果这幅作品是好的，大家都认为好，很清楚。这对我们的学习提高非常有帮助。

1965年春，有天下午，我独自在教室里画画，累了就停下来拉心爱的京胡。突然，我的老师可染先生拉开门，微笑着说：“原来是你，拉得不错。”他在我身边坐下，接过我手中的琴，悠扬的音声传出，清扬而宛转，我惊呆了。可染先生说：“程砚秋奇中见正，梅兰芳正中见奇，画画也需要借鉴，将之融会贯通。”可染先生亲切的教诲，让我无比幸福。

那年，美院的校徽共分三个款式：白底红字是本科生；橙底白字是研究生；红底白字是教师。喜欢“美术学院”这几个字挂在胸前，像在告诉别人我是画画的；，让其他人敬慕。学校当时要求我们佩戴，正合吾意。

七十年代老美院的食堂不大，地处U字楼小花园西头，人字形屋顶结构，灰砖灰瓦。门前有一棵老紫藤树，每当夏花茂盛，紫藤树下满地斑斓。那时总感觉每天在食堂门前等候开门的时间有点长，好在有紫藤相伴，等待也就变得不再枯燥了。

新入校同学中，有一个从青海高原来的小伙子罗新（化名），他很快成了大家快乐的中心。不久就有传闻：学校要把他退回原单位，说他入美院的一整套文件都是伪造的。在罗新离开美院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王府井意外撞见他竟在橱窗的阴影里画速写！我改了路线，没有惊扰他，但内心受到了极大震动：和我们一样，他不就是太想上美院了吗？

1989年我研究生毕业。当时，十二层的美院宿舍楼，像是一个精神高地，伫立在美院人的心中。从楼上望出去，南面视线最开阔；左手边是协和医院；右手边越过北京饭店的顶楼，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就在眼前。从那一年起，。

校尉胡同5号的老美院，宿舍楼前只有一个篮球场，却成了我们的小足球场，我从附中一直踢到美院。那时，没有在小球场上见过我踢球的，肯定不是老美院人，那时学生老师各有200人，大家都面熟认识。我的毕业创作就是“足球”，可见，足球在我生命中多么重要。“踢不好足球，也画不好画”这句话是88年周春芽来美院时，随行的德国教授说的，当时深有同感，就记住了。是啊，我们美院球队的伙伴，都画得不错，比如尹齐、段海康、王中、张路江、刘炜等，侯翰如除外。

1987年，我考上央美的研究生。那时候美院还在王府井的校尉胡同，学校不大，，走在院子里，时常可以遇见心中崇拜的大师。90年代初，我因手术后导致声带麻痹失声，病急到处求医。在小花园遇见国画系的卢沉先生，他热心地为我找到李苦禅先生的公子李燕先生为我诊病。那时候周思聪先生还在，我就在他们的小屋里见到了李燕先生，他给了我许多珍贵的建议，并以梅花易预测我的声带有痊愈的希望。这个预测给当时处于绝望中的我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让我走出低谷，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如今，卢沉先生和周思聪先生都与世长辞了，每每想起那段日子，我的心里就充满温暖与感激。

记得1984年9月份入校（当时美院在王府井校尉胡同）后不久，我们这些新生就按校规渐入佳境。最让学生们头痛是早操，除了周六日外，每天早上6点半负责体育的张广仁老师准时跑到学生宿舍楼的每一层楼道吹响极其刺耳的哨声，唤醒大家赶紧起床到操场上跑步和做广播操。有时因操场小，他就干脆带着学生们绕着王府井跑步。由于当时招收的学生很少，张广仁老师常常点名便知晓谁来谁缺席。他深知美院学生有晚入睡和迟起床的习惯。一次张老师把所有学生召集到操场上训话，直接大声讲到，“同学们，要注意保肾啊！晚上睡觉不要！”话音刚一落，大家便哄然大笑！

老师叼着烟，那时全国的室内都能随便抽，接过我递的资料看着我：“唷，原来你是男生呀。”可能是“梦阳”这个名字让他们误会了，所以理所当然把我安排在了四楼的女生宿舍。恰巧六楼的研究生宿舍还有一张空床，就这样我被临时安置在了612室，这一呆就是四年。研究生们每两年就毕业了，每年都是新人换旧人，所以现在同宿舍的室友数我最多。只有隔壁611室的范迪安老师邻居四年没变，记得他跟我借的哑铃，到现在还没还我。不过，我还是有点好奇，当时同宿舍的那些女生是谁呢？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校园

爱老美院的气氛！破破的U字楼，那时朴素的校训：“真诚、勤奋、创造”，晚上不闭灯，靠在台阶上懒散而若有所思的老师、同学，小花园里坚强活着的雪松，。

我在这个任性的校园里度过了38年，属于近亲，但愿还没退化。我在这里恋爱成婚生子，迎接同事和学生的新生儿，也常去八宝山送别老先生。还有5年我将在这里退休，也就是说我的一生有效的时间都是在这度过的。这是我的家，有长有短。说多了都是隐私，说少了不够孝顺。想说的是因为艺术，我非常理直气壮地在这个院子赖过此生。

92年，老美院。某个傍晚，我骑车飞快地准备出校，就在驶出校门的一刹那，听到身后遥远的主楼方向有人叫我，隐约知道那是其他系一个不太熟的同学，他正一溜小跑朝我这边赶来。看他如此着急又郑重其事，我以为有什么要事，就一直目视他走到我面前。这哥们儿俯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了句：“老尹，你好！”，转身就闪进了工字楼，留我石化在原地。路上我一直感慨：“多好的美院，多有礼貌的同学啊！”

我们那届全国一共只招了37名学生，古代中举恐怕也没这么难。王府井老美院时期是我整个学生时代最留恋的时光，那时美院学生待遇很好：四人一个房间，屋里贴的都是壁纸，还有壁柜；不但有电梯，每层楼还有一个电话间，有固定的分机号可以随便拨打；永远不熄灯，也永远没人叫你起床；有助学金、公费医疗，早期夏天游泳、冬天滑冰，还可以报销；军训回来前带队老师还会先给学校打电话，让锅炉房烧洗澡水；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学生食堂小炒的味道。感觉每一位都是天之骄子，美院对的学生的关怀，让人感觉特别温暖。

，校尉胡同那个小小的校区。外面的世界已经风起云涌，学校还是一处作为仁慈孵化器的桃花源。附中已经闹腾够了，上了央美多半时间在持续被塑造的精英意识中好好学习，也享用了年轻的所有多彩和荒唐。我第一次喝醉就在央美雕塑教室，一杯啤酒，而已。

“老爷子！你搬什么呐？”

“我看这铁架子放这好久了，也不见用，想让我的学生们抬回工作室放石板。”

“擦屁股纸也没用，你怎么不捡呀！”

这是1991年，美院版画系石版工作室李宏仁先生带着我们几个学生去抬一个铁架子。因为当时工作室条件简陋，石板多是堆放在地上，拿取不方便，李先生看到锅炉房边上有个闲置的架子就让我们抬回工作室。以上对话是当时在搬运过程中与校工师傅的一段对话，调侃的背后有些酸楚。

美院的气氛比较自由，那时考试专业课抓得挺紧，政治课通常开卷考。我们每人抄一道题，互相传，班里正好10个人。老师发现了，就笑笑说：“你们这是一传十啊。”美院元旦的假面舞会在食堂里开，挤得水泄不通。大家裹床单、自己画面具，有的还借中戏的道具来玩儿，扮成各种古怪的样子。有时现场还有摇滚乐队，早期崔健还来过。记得1990年的元旦，我们围成一圈跳舞，过了元旦钟声，跳到精疲力尽。想想比现在台上台下的那种晚会真是好玩儿多了。

我上美院的时候，还处在物质匮乏时代，回忆那个时代总记得各种省钱的办法，没有画材店，就去废料堆捡破窗框改成画框，在旧床单上刷自己熬的骨胶和立德粉当画布。那时还没有时装的概念，喜欢淘各种布头，自己剪裁做成漂亮的衣服。后来一发不可收拾，连女儿小时候的棉大衣都自己做，那时的时光很慢，一切都是缓缓而来，缓缓而去。

入学第一天报到时，我的印象就很深。当时招生简章上录取的人数是油画系第二和第四画室各录取8名，所以我们四处找同学。找来找去，我们画室连我在内就4个人，后来导师见面说，就招了你们4个，宁肯少招。之前总觉得考上美院是顺理成章的事，是件很骄傲的事，后来想真的很幸运！其实幸运的人还很多，当然仅仅是幸运也不够的。当时美院的学生，就是天之骄子的感觉。

1987年的夏天，。记得我在校门口、篮球场还有留学生楼的电梯门口分别遇上三个很漂亮的女生。后来我才知道短短不到10分钟“遭遇”的这三个女生均属于校花级别，她们的名字按照顺序：陈曦、郭佳和刘欣，后来都和我没有关系，只能感叹因缘有时就是转瞬即逝。

1995年6月-2001年7月，在酒仙桥万红西街2号中转办学。

印象最深的是在二厂时代。我们参与设计专业筹建的教师们都在一个狭小的简易房里进行筹划。由于大家都用同样的杯子喝水，经常弄混，为了区别，有人提出在杯壁上打不同高度的孔，越胖的人，打的孔越低。我当时是最胖的，于是我在杯子底部打了个孔，当时大家笑得不行。在杯子底部打孔，使“有用”变“无用”，这成为了美院设计教育理念的出发点。

，校园周边一片荒凉，忘了从哪年起，校园里多了一个难得的去处——“自由交流书店”，自学成才、无照经营的店主兀鹏辉是个狂热的艺术青年，他很会选书，也有大把时间读书，面对我们这些晃晃悠悠的在校生，他的眼神总是显得很屌……

我们在二厂的礼堂上文化课、听讲座、开联欢会。贾樟柯来这放映他的第一部长篇《小武》，没有字幕，有人怕大家听不懂，在最后一排拿着话筒嗫嚅着翻译普通话，还没说几句，前排就有同学站起来冲后面喊“傻 X 闭嘴”，贾樟柯就闭嘴了。

我上美院的时候正好赶上二厂时代，宿舍离学校挺远的。虽然有班车，但不少人还是更愿意骑车上学。我学会骑车就是这么被逼出来的，要不然可能永远不会。每天骑20分钟去上课，现在来看真是绿色健康、有益身心。

西川当年刚刚调入美院教英语，想了解美院同学的英语水平，就随机写了两行英文，叫同学翻译。记得是雕塑系的杨宁，看了看翻译道：“一个美女在房子里，而且房子是用金子做的”。西川听后严肃地说，同学们，我们的英语课从字母学习开始。

大学时美院从繁华的王府井搬到了大山子，就是后来常说的二厂时期。教学区离宿舍比较远，我们国画系有临摹古画的课程，古画需要人来看着，这就给了我们不回宿舍的借口。那一阵精力都特别旺盛，一到了晚上放着音乐开始画画，非常投入，几乎天天能熬半个通宵。熬不住了就把模特用的垫子铺在地上或画板上，搭块衬布穿着衣服睡。早上起来趁着大部分同学还没来的时候去刷牙、洗脸，空旷的走廊里水流哗啦啦的声音特别清晰。

1996年上的美院，直接从煤渣胡同（老美院）给拉到了万红西街（新校址），我们就是所谓的“二厂一代”。记得刚开学时，我们几个同学骑车从学校回宿舍（宿舍不在学校里，两地离着4公里左右）就走迷路了。大晚上的，天很黑！那时的大望京连个路灯都没有，到处都是工地，路上满是拉土渣的翻斗车，车胎卷起的烟尘透着工地上的大瓦数探照灯再配上工业机械发出的空旷刺耳的回音，整个一个未来世界。我们越骑越远，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说实话挺吓人的！第二天大家果断都不骑车，全部改坐校车了。

。每个冬天，露着钢筋的教学楼外天刚黑都空无一人；，却仍让人回味无穷；混在教师班车里，就可以学到新老先生们的黑历史；英语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今天教务处抽查考勤，记得要来；西川会和我商量西方文学史给80分够不够；内向的男同学遭团干部举报在宿舍看动作片而被处分……我的美院四年就是这样，一座破败的工厂，和一群活在不同价值观中的人们。

似乎我的整个美院时代都是在二厂度过的。设计系在一栋灰色的建筑里，有很高的天花板和水磨石楼道。附近高速路的桥洞里有家台球厅，是那一带唯一的娱乐场所。当时觉得自己在世界的尽头，总怀疑在灰色楼里给我们讲课的先生们是被莫名其妙放逐到荒郊野岭的。二厂时代的美院有着独特的荒诞，厂区门口有个小卖部，那里卖纸杯装的速溶咖啡和茶叶蛋，那也是一间书店，名叫博尔赫斯。

我记得美院在二厂“转学”时，我读研二。开学那天在大礼堂，主席团坐满了人，按照惯例上面的领导要向新生们一一介绍，大家掌声一起就算认识了一位领导。我发现坐在末梢的是我的哲学老师靳连营，平日大家都叫他老靳，心里又惊又喜。惊的是平日玩世不恭的他居然也坐在里面，显得格格不入；喜的是，恐怕他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位老师了吧？正好介绍到最“末尾”的老靳，突然大家都醒过来一样，掌声雷动，那种掌声就像我们北方邻居金爸爸出现时的声音，经久不息。后来他诚惶诚恐地起来鞠躬，结果又迎来一通掌声和叫好，大家真的喜欢他。后来我也当了教师也做过领导，一直觉得做这样的老师是世上最幸福的事。去年，我约老靳出来喝酒，问起此事，他说他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觉得如果人死在那个时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1995年6月－2001年7月，在酒仙桥万红西街2号中转办学。

84年来美院进修，那时重形式探索，能把人画得歪嘴斜眼那叫变形，有才气！有才气的人都谈卡夫卡，我那时不知道卡夫卡是什么，显得很土鳖。84年来读研，那时候美院历害的人开始搞观念，玩深刻，画的画越是看不懂就越发令人仰视，而且不敢问。我有一次弱弱地问一下，人家一脸正色：我的作品不是文字语言所能阐释的！

在美院四年间，我做了40多本艺术笔记。开始是由“版画”和“形式分析”这样分类，接着是国画、日本画、雕塑、原始艺术研究，到中期开始关注民间艺术，有皮影、剪纸、泥塑、刺绣、服饰等，还有对爱斯基摩和非洲艺术做了专门临摹。这些笔记都是美院教学所导致的，如果没有中外美术史课程以及与研究生的交流，我的艺术视野不会开阔到这些姊妹艺术门类。

2008年10月，当时我被邀请出席美院90周年校庆暨美术馆落成开馆等活动，记得热闹之余与潘公凯、许江和范迪安一起在新美术馆的下沉广场喝咖啡。那是傍晚时分，很安静，阳光洒在美术馆青石板外墙上，特别微妙迷人。那时，我慨叹这个由矶崎新设计的美术馆太美了，完全没有奢望能到这里来工作。没想到一个多月后，我邀请潘院长出席广东美术馆的展览开幕时，他说一定来，但主要来与我谈更重要的事。这样再过了半年，我来到了这个心往神迷的美术馆任馆长，一干就是9个年头。，乘过一把凉，更重要的是湧过一大头的热血。

美院年画连环画系的冯真老师来我老家调研，得知我喜欢画画。高中毕业后，冯老师一直惦记着我学画的事，。我揣着200元生活费和满心对艺术的憧憬，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可一到北京钱就被冯老师“没收”了，冯老师不收我一分钱，也不让我乱花一分钱。我就这样“身无分文、了无杂念”地在冯老师家白吃、白住、白学了近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冯老师，我想我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我也无法获得这么多艺术带给我的快乐。

最有趣的应该是2006年，我作为易英老师的博士生，参与到他所翻译书籍《叛逆的思想》的校对工作中。当时去河北美术出版社校对稿子，石家庄的几位画家请我们吃饭，没想到这一吃就从六点多吃到晚上很晚，把我们几个校译者都灌醉了，稿子也没校成，我们都被酒给“叛逆”了。

“素描是训练你对事物和空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能力，用铁丝和钉子，在空间里，也能得到造型的训练，要多想想。”谭平说。后来我总去后海游泳，游泳的时候我满脑子幻想，幻想也是一种训练。当艺术摆脱了技术，才开始有意思。

我赶上了央美油画四工作室第一次独立招生。记得我进校后因种种违规挨两次处分，林岗先生断言道：“这女孩就算保下来也不会安心画画的，放弃算了。”当然我还是有惊无险地背着处分留下了。到了三年级一次班级教学总结会上，林先生突然郑重地表示向我道个歉。当时我和全班都呆住了……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有这样品德的先生在，是四画室学习期间我们做学子最大的幸运。

2000年，，那时候美院在二厂。袁运生老师刚从美国回来，带一条绿色的长围巾，意气风发。袁先生注重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并不局限在绘画。2002年，我考上袁先生的研究生，学校搬到了现在的花家地。袁先生的教学大多是实地考察，到各地的博物馆、文管所、石窟、寺庙，甚至是考古现场进行观摩。前后五年的时间，几乎没怎么在教室上过课。美院对我而言就是一位先生，一段系统的对自身传统艺术的观看经验。

我的美院教师生涯开始得很“火”，从研究生变成教师不久，系里给发了雅尼演出票，我从二厂出发去工体，公交车开到北四环富成花园门口，司机身旁那个大鼓包（底下是油箱）着火了，还好车子装得不满，半车人连滚带爬从后门逃下……

下午解剖课，班里六个人全睡过头了，一进教室艺术解剖学界的泰斗文金杨老先生带着他特有的微笑已端坐在讲台前，我们大气不敢喘地在第一排坐下，先生起身深深地一躬：请老爷小姐上课！直击心灵。这以后至今不迟到成为了我的自觉。

新美院（花家地南街8号校区）

第一次到美院在花家地的校址是来备考的，侦查过考场位置后，在学校里无目的地乱转。结果被惊到了，这个校园好大，感觉像迷宫一样，到处都藏着空间，还有各种说不上什么感觉的神鬼雕塑，总而言之觉得这个校园牛得不得了，可以到处和人吹牛，特别是自己真要考上了可得显摆显摆。后来就在这个校址念了书，留校工作至今。每天在校园里走，都由衷地抱怨，美院怎么这么小，系里教室怎么那么少，为何没有存放学生雕塑与装置的空间。我有时在想，16年前我来的恐怕不是这个校园，那个迷宫一样的大校园是不是折叠到别的维度去了。

对美院最初的印象，是我上幼儿园时被爸爸抱来参加灯谜晚会；85年，我跟随父母正式搬入教师宿舍；94年，我考入美院附中上学，而后是本科、硕士、博士；直到2010年，我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有老师曾经开玩笑，说我是在美院终老的典型。哈哈，感觉我和美院注定了是一辈子的缘分！

本科毕业时，我好羡慕雕塑系同学，因为他们还有一年。那是一段永远花不完的时间，我能还原最微不足道的光线；那是一场没有边际的幻想，可以从任何维度观看这个世界；那是一颗熊心豹胆，撕咬世上的所有问题。那是无法用100字言说的，101个字刚好。

07年的夏天格外热。选修课上来了很多外系的女生。这让“男性过盛”的雕塑系变成了一座将喷的火山。我手里的刀在泥巴上乱划，心思全在背后设计系的小郑身上。导师冷不防扔了一句：本系同学多帮帮外来的同学。这一帮，发生了很多故事……十一年了，我们的儿子四岁，事业相互扶持。谢了我心爱的美院，谢了我敬爱的导师。

我的好友在寝室养了一只蜥蜴，因为缺乏常识，放在阳台上晒太阳补钙，结果午觉醒来发现已然晒成了蜥蜴干，她伤心地捧着蜥蜴哭泣。凌晨两点多，打算把蜥蜴埋在花坛，当她蹲在花坛边刨坑时，央美的门卫怯怯地走过来，轻声问道：“同学，你是在做作业吗？”

广先生语：版画系三帆，李帆事多，江帆话多，张帆觉多……张帆睡在铜版工作室，此君颇爱半夜用功，曾抄写过一遍美院教材《世界美术史》手工印刷，但白天坚持睡觉雷打不动，王维新先生上课，此君就在一旁安睡如故，王先生每每压低音量不忍挠其清梦，与他人讲至关键处，张同学常梦呓和之。

大一，某一个深夜，我和刘某在铁皮房二楼赏月，夜深了我们离开，经过一条走廊和一些门，忽然我有一种强烈又肯定的感觉，我掏出宿舍钥匙，对刘某说：这把钥匙可以打开这扇门。然后我把钥匙插进去，打开了那扇门。

在校尉胡同的U字楼第一次画女人体，幸运的我们赶上了学校里堪称女神级的模特。班里的男生们个个热血沸腾，有一个之前总是为了到食堂不排长队每天都拿着饭盆提前离开画室的，那天下课后竟躺在刚才女神站过的模特台上翻滚，问他不去打饭了吗？他却大呼：“开除我吧！枪毙我吧！”虽然学校不允许夜宿，但到了晚上，这张模特台还是变成了我们现成的单人床。

版画系的广军先生上课总能别出心裁，风格是讲各种有趣的故事。记得广先生曾讲过一则关于生活之美的故事，大概意思是他在上下班路上，爱看穿裙子的漂亮女孩，也发现身边不管男女老少都爱看，这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先生便替女孩担心了，说那些女孩回家后第一件事一定会在镜子前急急地把裙子换下，双手拿着换下的裙子好好抖一抖。抖什么哩？先生摸一下骄傲的胡须。“抖掉裙子上的眼睛啊！那么多只眼睛看她，那裙子得多沉呀！”据说，广先生后来还做了一件与这故事相关的作品，可惜我没能欣赏到原作。原来美可以在大海上，也可以在微尘中。

1998年我在美院附中学习，不知道该考美院什么专业，于是跑到美院各个工作室了解，当时美院在二厂，很旧的几栋楼，版画系工作室就在其中一栋墙皮剥落的白色小楼里，我去的时候正好工作室里有一个女生在用铜版机印版画，穿着沾满颜料的蓝色工作服，窗外阳光明媚。我被这种充满工人劳动质感的场景打动了。这是版画系给我的第一课吧。

新美院石膏馆

从大四留长发，硕士依旧。考上博士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妈恐吓我说，薛永年老师德高望重，不会喜欢你留头发的，考虑再三，于开学前铰去。第一次正式见导师，薛老师见我，忽然一愣，说：“你的辫子呢？剪了不好看了。”

在美院里的记忆很少。记忆最深刻的是去云南和贵州做公路雕塑，有一年每个月都要去几天，好吃又好玩。

2000年，时任央美副书记的王宏建老师代表美院邀我到万红西街。靳尚谊、孙为民、范迪安、黄华英诸先生在院办会议室接待我，如此受待见让我有点小惶恐。靳先生代表学校邀我博士毕业后来美院教书。靳先生笑着说：“你这博士是不合法的，世界上哪有画画的也要博士学位的。”

我很小就出来打拼，来到美院给了我家一样的感觉。我在美院一食堂边工作边画画，认识的同学帮我引荐了袁运生老师。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他的那一刻，我就认定他是真正的艺术家。从四点到八点，他用了好长时间看我的画，还叫了好多学生一起交流。这样的认可给我的生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我自信起来。

在美院的签收点工作两年，我把所有美院的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

，父亲陪我上北京的那一刻，妻子差点晕倒在讲台旁。后来女儿出生了，顺产日期是4月1日和校庆同一天，有同学说我女儿跟美院真有缘，是啊！为了追求艺术，差点连家都不顾了，女儿生日提醒我，其实最美的人和景就在身边。

上学那会儿特别爱玩儿电脑，琢磨酷炫的硬件组合。导致全年级同学的电脑装配和维修都找我帮忙。那会儿进女生宿舍门口都不用登记，阿姨就问：又来修电脑了吧……修着修着，就把现在的老婆修到手了。

记得14岁来北京考学，为了懵懂的艺术理想，一个月不记得照镜子，现在也不敢想象！央美我从15岁进来，19岁进来，27岁再进来，31岁再进来。几进几出，近20年的人生与央美紧紧联系在一起，领悟的喜悦、困难的障碍和悲喜都是开启艺术大门的钥匙！我幸运遇到的诸多良师们，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断得到鼓励，始终收获，也愿我可以为央美贡献，尽反哺之义。

03年非典，我们大一下学期刚开学没多久，非典刚爆发时大家正在怀柔写生，记得住在一个小村子里的幼儿园，当时后院有棵玉兰花开得正美。那是真觉得与世隔绝了，没有网络，手机也时不时的没信号。某天晚上张路江老师突然召集大家开会，说非典爆发了，很严重也很危险，大家做好防范工作，写生结束后可以回学院也可以就地回家。当时有点懵，并不知道非典有多可怕，只记得接下来几天吃饭每个人都发了大蒜。写生结束我和一个山东人两个东北人决定直接回家，这是听说北京已经很严重了也不敢回。若是回到北京就隔离。急中生智一起在当地租了一辆车一路开到德州，好像是600块钱。同行的那个东北人给家里打电话，只记得她说过的一句：能不急吗，现在逃命呢！下学期就这样结束了。

回忆起美院，我的脑袋突然一片空白，放空了一阵子后，思维竟接上了另一段在美院的“空白”，那是在宋冬老师课上面壁的时光，想起那时大家对于有和无的讨论，再来重审脑中的空白，才意识到美院时光其实带给了我太多一言难尽的回忆。

花家地南街8号校区的5号主楼，摄影：楼阳。

100位美院人讲述了近半个多世纪的美院往事，而发生在这里的故事，远不止如此。大家在多少次相聚中欢笑，又在多少次离别时彼此铭记……毕竟，更精彩的故事一定还留存在每一位美院人心中，那是时光所不能带走的。如同学校钟楼下那块十分不起眼的匾上，清爽地刻着的那句：时光飞逝，友好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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