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她剃了一个男子的头发。
面孔黄里泛红，脸颊红得尤其厉害，像是一个害羞的中年妇人。
她默默地做完了所有的家事，麻利极了。她跟我说：“我受不了慢腾腾地做事，还不如打我一顿呢！”
她经常发愁地、埋怨地跟我说：“公司的人太坏了，越来越坏。白天必须在公司坐班，没事也要在那里坐着。他们不许我们喝水，多添一次水，都会挨骂。”
她是河南人。
她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已经上高中了。
最后一次见到她，她和我说起她的丈夫。“我的老公是个律师。”她神秘地和我说。“他考了十年了，是自考，全靠自己。今年才考上，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不赚什么钱。这件事，我不和他们说，我一个人都没有说。他们会瞧不起我：老公是律师，你还做小时工？”
她给我留了一个电话，我抄写在墙壁上。下一次她来的时候，忧愁地说：“公司不许我们给客户留电话。要是其他人看见了怎么办？”她小心翼翼的把自己的名字从墙壁上刮去了。
四月的时候，我将整个房间粉刷了一遍。所有的名字和电话变得雪白、柔和、模糊。过去的生活从一层白浆的粉饰下面隐隐透露出来。只有她的名字，是一个小小的白坑。
她叫郑白凡。
二
她穿着一件深棕色的大羽绒服，一年之中，有六个月。
那件羽绒服太大了，将她从头到脚都包裹起来。这么大是必要的，因为她总是站在街角上。
她守着一个水果摊。那是周围最丰盛的一个水果摊。摊子很大，顶部垂下黑纱，遮蔽阳光。事实上，细小的阳光还是会从缝隙间洒下，所以她是黑的，黑红色的，像一枚过早成熟的水果。
她总是在笑，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像一枚水果。
那个水果摊是她的家。水果的后面，纸箱子堆积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铺盖。到了寒冷的冬天夜晚，他们将整个水果摊子密密麻麻地封起来，怕水果冻坏了。她就睡在水果的中心。
我问她冷吗？她说不冷。
也许那些水果会在睡着的时候呼吸。
水果的呼吸是甜而暖的吗？
水果摊的老板说，她是他的妹妹。但是我看不出他们有任何血缘的关系。
夏天的夜晚，水果摊会吊起一盏小小的灯泡，亮汪汪的，像一枚发光的水果。
她是水果摊的灵魂，她占领着街角这个交通要道，她的嬉笑怒骂让水果们生机勃勃，她同时应付四五个客人但谁也不觉得自己被怠慢了。
这些，是她走了以后我才察觉到的。
她看到男人都喊帅哥。看到帅哥她眉开眼笑。我们家的一个帅哥，是她最喜欢的帅哥，所以总能从她那里买到最便宜的水果。有一天，她用力拍打了帅哥的头，帅哥发怒了，更加用力地拍打了她的头。帅哥说：“她是什么东西？一个卖水果的，居然敢拍老子的头？”
帅哥觉得很委屈。
她从此不再对我们笑了。
她只有十七岁，她叫王佳瑶。
三
他们是三个广西人。
一个个矮小、黝黑，有特别亮特别大的眼睛。他们不是兄弟，但是看起来很像兄弟。一样的本分，一样的局促，还有一样的沉默。
他们卖桂林米粉。
中午的时候，一堆一堆的油麦菜堆积在桌子上。他们像割草一样把菜收进厨房。
他们做很好吃的鱼丸、牛肉丸和虾丸。紧实、弹牙。铺满细碎的酸豆角。也卖牛肚和鸭腿。
我每次都点牛腩牛丸牛肚粉，这个是我发明的“三宝粉”。我说：“你们可以发明一个‘三宝粉’呀！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大家都可以来点。”
其中一个兄弟懒洋洋地去取了纸和笔来，觉得很新鲜。他们都笑了。
三个兄弟常常轮流来我们家送外卖。
临走前，这些个外乡人，会带来他们外乡的习惯。
他会说：“请慢用。”
四
他喊我老乡。其实，到头来我都不记得他是哪里的人。
江浙一带的人吧，矮小，穿白衬衫，黑色西裤，黑色皮鞋。油光光的西装头，三七开。他有一种谦卑的姿态，是阴性的，女性的，但是在这份谦卑中，又带着一份对生活的自得和自足，是阳性的，经营的。
他每天坐在那家足疗店的门口，像一个国王。足疗店里的女人，好像是他的后宫。他像一家之主，在庭院里踱步。
他的手艺很好。手力中有一种温柔，黏黏乎乎，像一层色情的薄膜。他去倒水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有一条腿是跛的。
也因此，他哀怨地跟我说，对象不好找。
他絮絮叨叨地说很多话，主要是关于中医养生，比如你是不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算命一样，笃定的，神秘的口吻。
我回答他说，其实都很好。
年底的时候，足疗店的生意到了顶峰。他说，他请来了六个做足疗的小姐，全都忙不过来。他准备二十四小时营业。有一次，他喜滋滋地跟我说，他和其中一个女孩搞了对象，女孩肚子大了，他们要结婚。
毫不怀疑，他对自己的生活有一整套计划，包括近期的和长远的。每一个晚上，躺下之后，他会在黑暗中悄悄地核实，自己已经实现了多少。
来年金融危机发威，足疗店关了门。有一天我回家，在门上看见一张纸条，写着：我们搬家了，到某小区某号某室。这是我们的电话。电话下面，画着一个单薄的笑脸。
这个电话很快就打不通了。
倒是他给我发过一条短信，说：“老乡，你还要减肥吗？我可以上门给你做按摩，没有效果不要钱。”
他给过我一个养生减肥的秘方：一半芡实一半淮山，磨成粉末，熬成粥喝。先补气，再减肥。
我在中药店买了半斤芡实，半斤淮山。灰白白切片，紫黑色的小豆子，至今还搁在碗柜的上头。
五
她是一个坚定的悲观主义者。
我曾经想用自己天真的乐观，去焐暖那颗悲伤的小心脏。
我们生活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其实，是她用她坚定的悲观，在支撑我那不坚定的悲观。
悲观主义者是这个世界强大的那一部分。
六
大爷开车快得像炮弹。
熬得瘦干干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一口大黄板牙。我以为他总得快七十了吧？别人说，他其实不到六十。
因为总是在楼下趴活，我叫他黑车大爷。周围开黑车的，管他叫阿非，因为他非典期间进过医院。“没事，其实我就是感冒，在里面好着呢，打了一个月的牌，有人管饭！”大爷说。
大爷和那些开黑车的不一样。趴活的时候，车门打开着，他坐在那儿看报纸，喝茶叶。闲着也透着一股精神头儿，时刻准备着，那么一个职业范儿。
黑车司机，尤其是家边的黑车司机，喜欢和人拉扯家常。每次路过，会喊你的名字，问你：“吃了没？去哪儿呢？”时间长了，不好意思不坐他的车。大爷不来这一套。坐他的车，和他说话，人情很练达，看事很透彻。你和他唠，他就和你唠，无话就无话，一个酷酷的职业范儿。
大爷开了一辈子的出租。生物钟完全是“出租司机”牌的。他每天早上五点钟在楼下趴活，十点钟回家吃饭，睡一个午觉，十二点再出来，满街人都盹着了，他眼睛炯炯的，等活。
大爷性子急。他说，干出租的时候，他不爱趴活，爱扫活。满街的开，眼睛瞄着。扫，是一动；趴，是一静。一静不如一动，他说。
没人知道大爷干活为啥这么拼命。他有一个闺女，在北京饭店干服务员，生了一对双胞胎，都办去了国外。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我想，也许只能有一个原因：
因为大爷的生物钟是“出租司机”牌的。
七
大勇留着平头，有一双很大的手。他似乎不知道该拿这双大手怎么办。很多时候，那双手百无聊赖地空闲着，有自己的表情。
大勇的店在街尾，很小，绿色玻璃窗，两张按摩床，两张破烂的沙发。沙发上有两三本翻得像咸菜一样的杂志，都是《人之初》之类，写得很黄。
大勇的手法并不好，但是很老实，收费很低廉。漫长的一个小时，他跟我讲乡下的事，不过是山间捕鸟、捉兽、过年之类，他觉得再平常不过我却觉得新鲜好奇的事。
他的心智还停留在少年。他说，他还是个童男子。
。粉红色的小房间连绵不绝。每到晚上，整条街都是烤串。那些穿着极短的黑皮裙的女人，露出白生生肥颠颠的大腿，眼皮子亮亮的，坐在这路边吃烤串。她们嬉笑打闹，非常热闹。
一个汉子，提着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面是两块钱一包的花生或者毛豆。他一个晚上，不知要把这条街走多少遍。
大勇跟我说，昨晚他隔壁的店被警察查了。姑娘是外地的，连夜跑了。有一个十六岁。桥下也有做生意的，不过是老太太，一把五块钱。大勇不明白，怎么会有人舍得花钱，就为了十五分钟呢？
大勇的生意不是特别好。
很多时候，他的手，像要抓住什么，又不知道要抓住什么，像要去摸什么，又不知该摸什么。于是还是空空地张开着。
他的店门口有一棵树。
一想到大勇，就会想到那棵树，和一整街的骚女人。
大勇啊，你现在还是童男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