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猫
爱上一个人，除了织毛衣，还能干什么？
答案是：可以编织水杯套。在三十年前的北京，人们没有太空杯、保温杯，一般只拿一个巨大的搪瓷茶杯，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大罐头瓶。喝开水烫手，需要心灵手巧的女性用塑料丝编一个套子，搪瓷茶杯的把手需要有套子，当做玻璃杯使用的空罐头瓶就更需要有套子，直接兜住杯子的下部，握在手里，暖在心里。
杯套的材料，是五颜六色的细细的塑料丝，中空，犹如细细的通心粉，可以编出各式各样的图案。上班的、上学的以至于大街上的清洁工人，几乎每人都有这么一个杯套。有杯套的人是幸运的，至少证明自己有人管，有女朋友、有妻子、有姐妹或者有妈。这些都没有的单身狗，往往也会引发女同事的同情，有时候，编好杯套，塑料丝还富裕，会给他们也编一个。
现在，即便是在小城市里，也很少有人使用这种杯套了。有了老板杯、太空杯、旅行杯，杯子上有了刻度，可以保温，甚至加了隔热层，纵然里面是滚烫的开水，握在手里也不会烫。
而且，没有人再用巨大的搪瓷杯沏一杯高末，也几乎没有人再吃玻璃瓶水果罐头了。
怀旧，是一个特别容易引起共鸣的主题，就连80后90后，都开始怀念他们小时候的画片和吃食。之所以怀旧成风，恐怕还是因为生活变化太快。表达关怀的载体，瞬间就不是塑料杯套，谈恋爱的场所，也不再是街心花园的长椅上、草丛中。连中学生都知道，在网上，就把该说的话说了，该调的情调了，甚至把该送的礼物送掉，然后见面，直接去酒店开房。
购买避孕套曾经是个麻烦事。几十年前，男女青少年想做点“偷吃禁果”的事情，获取避孕工具似乎比登天还难。理论上讲，这些东西都是免费获得的，但即便是合法夫妻，也不好意思去医院索要，他们只能去卫生站、居委会领取。未婚男女想得到这种东西就更困难，只好四处偷摸讨要。学校里当然是不能结婚的，连拉手都会被约谈，约会只好去公园。男女生还不能一起走，未必嫌疑，男生会留下来做值日，女生先走，过上半小时，男生再走，然后两个人在公园聚齐。
至于旅店，没有结婚证休想一起开房，因为转眼老板就会通知派出所。风险小点的办法，就是开两间房，空一间，住一间，成本翻番。
我想说的是，生活的变迁，技术升级是一回事，有了电脑、手机，有了即时通讯平台，有了网上购物、订房，很多过去做不到的事情，现在轻易就能做到。另一方面是观念变化了，谁也不乐意有钱不赚，忙着去禁锢他人的身体。过去的大逆不道，现在已经稀松平常。
现在的年轻人生活随性得多，这要感谢你们的父母辈。80到90年代，是观念变化最为汹涌的时代，没有父母辈的以身犯险，就没有你们滋润的今天。尽管，年轻人依旧会觉得长辈不可交流，管得太严。
除了住宿睡觉以外，出行也是件让人烦闷的事情。飞机就别想了，光有钱买不了票，还得有保卫处的证明、单位介绍信什么的，要盖一大圈章。这个现象直到80年代中期才有改善。火车则更疲惫，需要搬着小马扎排队或走后门买票，而且，去其他城市动辄就是几天几夜，全不像现在几个小时就到达目的地。当然，更没有人敢想象能开车出行。小汽车一直被视为公家才能有的东西。
正是因为交通更发达了，人群的流动也变得更自由。大家的梦想逐渐变得可以实现，比如说走就走的旅行，比如异地浪漫的约会，再比如——去大城市打拼。
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涌进中心城市。这被认为是城市失去原有特色的主因。刚开始，北京人是欣喜地接受许多城市改造的，比如二环路、三环路的开通，比如涉外饭店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当时我上中学，学校前面就是新建的建国饭店。还记得放学之后，有同学结伴去饭店，和老外搭讪，目的就是联系口语。他们上去很突兀地打招呼，弄得双方都比较尴尬。
这方面有非常成功的例子——传言，北京一位小青年，天天在涉外饭店咖啡厅坐着，突然某一天，被路经此地的某国女影星看到，那个年老的女影星觉得他长得像自己梦中出现过的男人，便将他带离中国，并且，他得以继承了她巨额的遗产。多年以后我曾经采访过他，不过，他对当年的事情闭口不谈，所以也无从证实。总之，他后来回到中国，成了一位热衷慈善的富翁。
对于外国人，大家心中充满神秘感，对于那些来北京求医问药或者结婚旅游的亲戚，则内心矛盾。一方面，当时谁家都不宽敞，挤在一起睡，确实诸多不便。另一方面，大多数北京家庭都是双职工，白天上班，晚上给亲戚们做饭，几天下来就不堪重负。
▲ 资料图：电影《私人定制》里李小璐扮演的“乡下亲戚”
当然，吃好米还是次米，鸡蛋或者水果怎么分配，都是很困扰人的，当时的食物并不丰富。一次两次问题不大，架不住外地亲戚像轮转似的到来，这就让人头疼了。
北京人开始是用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外地人的。有个相声里说了段顺口溜：老帽儿进城，身穿条绒，头戴毡帽，腰系麻绳，找不到厕所，旮旯儿也行……就是挤兑外地人的。后来，这个顺口溜迅速流传到孩子们中间。这种心态在原住民来看很正常——有一次我在香港坐城铁，进站时票卡不知道怎么塞不进机器里，后面排队的人满脸鄙视和不耐烦，就是这个感觉。当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老帽儿。
后来，大家就不开这种玩笑了。因为外来人口在建设高楼大厦的同时，也开始分享资源。这打破了原住民们的生活秩序，甚至让生活彻底颠覆。
不管愿意不愿意，人口的大流动到来了。移民改变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胃口。
比如羊肉串，最早的烤串摊点，出现在西直门外大街，夜幕降临时刻，无数人围在烤炉旁，等着自己点的串烤熟。等到肉串拿到手上，却还不走，要站在那里吃完，还给人家钎子才离去。那时候的钎子多为自行车条，可弃的竹木签子的流行要在多年以后。
▲ 资料图：80年代的北京
还有一种吃食，是广东饭——市井传言，当年在修建北京饭店新楼的时候，因为国内施工队没做过这样的工程，所以特意请了香港的施工队。香港工人们吃不下北京粗粝的食物，于是便在东单开了一家港式茶餐厅——日昌。没想到，北京人去一吃，感觉美味无比，于是，日昌火了起来，现在在北京有了好多家分店。
其实，日昌出现的时间很晚，是90年代末了，也不是为了修建北京饭店的师傅开业的，而是为修东方广场的师傅才有的。传言虽走样，但意思没变，总之是因为外来人口，才有了许多的流行食物，比如红焖羊肉、鱼头火锅或鱼头泡饼，以及各种麻辣烫、驴火。北京自己也有小吃，但除了羊蝎子和炖吊子风行一阵以外，似乎没有成大气候的。
北京有很多传统的食物，即便是现在，闭上眼睛，我脑海中都能回响起“打豆汁嘞——麻豆腐”的吆喝声。二十年前午后的小区里，伴着拂动的柳枝与微风，这样的喊声便隐隐入耳。
奇怪的是，北京自己的食物却没能风行起来。可能是政府就不支持这样的摊点小馆，也可能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个个都觉得自己是文化遗产，最后也就真成了遗产。
生活习性，那些细节的改变，绝不仅仅是因为一件事情。是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让人的活动能力加强，政府和商人们联手猛向前推，这才有了移民潮流，才有了道路拥堵和拆迁，才有了之后一系列的变化。就好比，当年公交车车票是红色5分、橙色7分和黑色1角的时候，我们对钱的概念，绝对和现在不一样。刚开始流行私家车，满街是拉达、老伏尔加和波罗乃兹的时候，我们对出行的概念也与现在不同。北京这二三十年，就跟以前过了几辈子似的，一茬一茬的花开，还没仔细嘚瑟，就被掐掉了。
怀旧不是怀旧，是怀念人少，是怀念节奏慢悠扬从容，是怀念人和人更亲。可现在让谁真回去，恐怕也是不乐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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