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毁了西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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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6-13 22: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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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这几天因为一件丑闻再次引起舆论关注。

 

这算得上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三台合一后播出的第一个重量级的舆论监督报道,甘肃官场的几位小官很配合地做了群众演员。一条耗资16亿元的 扶贫路隧道不合格,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专项调查组下文要求限期整改,可拖延了半年,刷个涂料就算整改。


各个部门之间的扯皮、推诿,在各地官场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甘肃有关部门官员踢皮球的底气和口气也确实让本已见怪不怪的笔者也莫名惊诧。记者去省交通厅会议厅坐了一天等待给个答复,结果是一名小保安代表交通厅信访办,对记者宣布处理结果:

 

上面领导说这个时期,已经接待完了,想待着就待着,不想待着就走,找公路局也行,找别的单位也行。

 

最匪夷所思的是当记者反映公路隧道有安全问题,交通厅一位女处长竟然让记者去找交警!踢皮球到这种睁眼说瞎话的地步,也是醉了。

 

人民日报旗下的公号“侠客岛”就此发了一篇文章,起了个有点不厚道的题目《又是甘肃!》,不过想想包括原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落马、众位官员跳黄河的甘肃“官场地震”,想想中央对祁连山生态破坏处理通告所言:“虽然有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但根子上还是甘肃省及有关市县思想认识有偏差,不作为、不担当、不碰硬,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没有真正抓好落实。”这个“又”字用得精准,用得意味深长。

 

中纪委对王三运的处理决定中有一句话:“(王三运)严重污染甘肃省政治生态,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形象,应予严肃处理。”

 

“严肃污染甘肃省政治生态”当然是有所指,甘肃官场风气之坏,两任省委书记苏荣、王三运难辞其咎。但是,把屎盆子全部扣到苏、王二人的头上,也是不公平的。可以说,甘肃省政治生态被破坏,官场风气不正是长时间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绝不是某一、两任主政者导致的。当然,苏、王身为封疆大吏,不但没有改善这种生态,反而推波助澜。他们被查处,一点不冤。

 

可以说,甘肃政治生态问题直接导致了今天甘肃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项事业全面落后的格局,自然条件并不是主要原因。这让人不得不想起乾隆期间震惊朝野的“甘肃冒赈案”,自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亶望以下,查实在案中侵吞白银一千两以下者102人,一千两至一万两以下者30人,一万两至两万两以下者11人,两万两至十万两以下者20人,十万两以上者10人。甘肃全省官吏几乎无不染指。乾隆帝哀叹此案为“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为什么说今天甘肃的落后主要原因不是自然条件恶劣呢?人所共知,甘省地理条件复杂,既有陇东的黄土高原,又有西部的千里流沙,但也有河西走廊的粮仓,陇南有不亚于江南的茂密森林温和气候,还有甘南广袤的大草原。在农耕时代,甘肃一些地方特别是陇东,生存条件确实恶劣,纯粹靠天吃饭。但到了工商业时代,这种农业条件的不利对一省的经济制约并不很大,特别是甘肃矿产丰富,有玉门、长庆的石油,和遍布全省的有色金属、陇南的黄金。

 

衡量一个地方是否落后,GDP不能说明一切问题,但应该是最刚性的指标。比较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各省的GDP指标,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甘肃曾经并没有很落后。1978年后几位GDP(亿元为单位)的排名是:


云南69.05 ;福建66.37; 甘肃64.73; 内蒙古58.04 ;贵州46.62; 新疆39.07 ;海南16.40; 青海15.54 ;宁夏13.00 ;西藏6.65 。西北的老大哥陕西省为81.07。

 

甘肃超过了内蒙、贵州,经济总量和福建、云南差不多。而当时的人口,甘肃是1870万,福建是2453万,云南3092万,贵州2686万,内蒙古1823万,陕西2779万。

 

综合人口数量分析,当时甘肃的经济实力在整个西部并不落后。而到了2014年,不要说和福建比,在整个西部,甘肃是最差的。是年甘肃GDP为0.77万亿元,陕西为2.19万亿元,内蒙为1.78万亿元,云南为1.65万亿元,贵州为1.35万亿元,新疆为1.09万亿元。甘肃的经济总量仅仅强于人口远少于自己的青海、宁夏、海南、西藏。连续五年平均增长率为全国倒数第一!

 

梳理一下这40年的变化,作为在兰大读过四年书、一直把陇原作为第二故乡的我,无比痛心。情何以堪呀,这四十年兄弟省份都在大步向前,而甘肃呢,几乎是在原地踏步踏。

 

在侠客岛那篇文章《又是甘肃!》的下面,一位网友跟帖说:

 

十年前,西南和西北都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现在再看,西南各省抢抓机遇大力发展,西北听到的很多都是负能量。

 


这段话说得大致不差,对甘肃而言尤其如此。如果把落后仅仅归咎于自然环境,那么在1978年时,云南、贵州的自然环境也比甘肃好,可比甘肃还穷。而在农业比重越来越降低的今天,人家云南、贵州和同处西北的新疆为什么大幅度地超过了甘肃?

 

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富裕起来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部一些传统的洼地省如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省进入快速发展通道,尔后的西部大开发,云南、贵州、内蒙、广西趁势而上。而每一次甘肃都华丽丽地错过了。


关键是人,人是否作为,怎样作为。而事在人为的关键又在于干部队伍的视野、水平、精神状态。甘肃错过了几个重要的发展窗口期,最主要的原因我以为就是甘省的干部队伍太软、太懒,没有进取精神。

 

1978年及此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甘肃之所以经济总量和社会各项事业还不错,还是人的因素起最重要的作用。1949年后,特别是“一五计划”苏联援建了156个重大项目,在西部地区建设的21个民用企业项目中,甘肃投建了7个。其中,能源项目有兰州热电站,有色金属项目有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石油化工项目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机械制造项目有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全国44项军工企业中甘肃占了3项,即242厂(兰州飞控仪器总厂,后改为国营新兰仪表厂)、781厂(国营长风机器厂)、805厂(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加之与其配套的、限额以上的企业6个,即兰州自来水厂、永登水泥厂、国营404厂、国营504厂、酒泉火箭发射场、国营135厂(国营万里机电厂)。

 

“一五”时期重点项目的建设,构筑了甘肃现代工业的基本框架,也使甘肃现代工业迅速崛起,化学工业、炼油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电力、建材、有色金属冶炼,以及国防工业方面的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都建立起来了。

 

重点项目在甘肃投建时,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涌向甘肃。此前兰州不过只是一个人口10多万的黄河边的小城,一跃成为中国西北工业重镇。外来的人口特别是技术、教育、文化人才改变了兰州的人口质量和结构,兰州成了一个移民城市,移民中江苏、上海、东北籍的最多,土著兰州人给爱洗澡的南方人赠送一个绰号“江苏鸭子”。

 

移民的涌入对兰州乃至整个甘肃发展的促进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东部、中部来的人才遍布甘肃各大厂矿、院校、医院、科研文化单位和行政部门,使甘肃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胡、温二公从清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同年来到甘肃,在此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然后进京,直到高位。这两人的经历就是经典的事例。

 

直到1989年我上大学时,中国各大城市综合实力排名中,兰州为26位,长沙为31位。这也是我宁愿选择遥远的兰州大学,而不报考在长沙的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之重要原因,因为当时兰大的实力和名气超过故乡这两所院校。兰州大学当时各个学科的带头人,绝大多数是外省来的,如生物学家郑国锠是江苏人,化学家刘有成是安徽人,化学家陈耀祖是湖南人,力学家叶开沅是浙江人,大气学专家丑纪范是湖南人,物理学家段一士是四川人,地理学家李吉均是四川人,历史学家赵俪生是山东人。.........

 

改革开放带来了人才自由流动,“孔雀东南飞”是一种常态。但同处西部,为什么贵州几十年前科技力量远不如甘肃的穷省,今天建成了国家大数据中心。而拥有兰州大学、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甘肃在做什么呢?

 

甘肃人才的流失当然有大环境的原因,但西部其他省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甘肃情况尤其突出,是和这二十年来甘肃干部队伍的本土化现象严重、“逆淘汰”效益凸显关系甚大。从兰州大学校区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搬到兔子不拉屎的榆中县乡村就可以看出,甘省官员的眼中,有没有一所全国知名大学似乎意义不大。

 

我不是地域炮,并非人为甘肃没有人才。但必须承认,不同地方的人才交汇在一起,有利于避免文化的同质化。囿于地理、历史的原因,甘肃的人才基数没有中西部各省市庞大,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本土干部(籍贯或出生地在外地,但在本土成长的干部应该也算本土干部)如果太多,确实不利于本地的发展。没有数据调查,但在我的印象中,似乎这些年来甘肃的本土干部比例特别高,比新疆、青海、贵州、云南等省要高。

 

当本土干部充斥着各个岗位特别是要害岗位时,保守、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是会快速传染的。可以说中央电视台这次暗访中那几位官员的表现,是活脱脱的说明。


 


在我的直观感受中,甘肃过去二、三十年里,“以经济建设为最中心”只是一个口号而已。真正有想法、有能力搞经济建设的官员得不到重用,而善于攀附钻营,拉帮结派的干部则青云直上。这样的文化必然造成逆淘汰。原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秘书金晋哲就是一个很好的标本。我这位1979年出生的兰大学弟,在校表现很好,有上进心,成绩优异。可进到到这个官场,攀上一棵大树,他的聪明才智全部用来搞权术了。据媒体报道:

 

虞海燕任兰州市委书记后,将分属于市委和市政府的督查室合一,指派金晋哲协助分管,直接对虞海燕负责。他们以“推进工作部署、培养年轻干部”为名,分阶段、分层次先后选调141名1970年以后出生的副县级后备干部进入督查室“锻炼”,打造自己的“小舰队”。

 

当过虞海燕秘书的金晋哲常以虞的代言人自居,对其分管的督查室干部大搞所谓“忠诚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期间,在全党学习党章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时候,金晋哲却要求督查室80后年轻干部学习虞海燕和他自己的讲话,做忠诚于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他们保持一致的干部。

 

每个80后干部都被要求反复学习虞海燕和金晋哲的讲话,而且必须写心得体会和思想汇报。金晋哲对这些书面材料逐一审查,并要求那些思想认识不深、表态不到位的反复学、反复写。

 

 

在穷省当官其实很容易,只要不出事,社会稳定。经济能否发展上面并不看重,发展经济的事由沿海的省去做。就像一家子有七八个孩子,老大、老二能挣钱就行,家里就不穷了。如果哪天老大、老二挣钱少了,当爸的就会骂他们不努力。而对另外一两个不成器的娃,要求很低,只要不在外面吸毒、打架,给老爸添麻烦,就是好娃,时不时还得表扬几句。

 

这话颇有道理,但细琢磨不无悲凉。这种心态一定会滋生惰政、懒政,助长形式主义和踢皮球之风。而一个地方的稳定,根本上还是靠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了普通人得到好处,看到希望,许多社会问题会随之消弭。如果因为没有经济发展的压力,一味糊弄,问题最后会集中爆发。甘肃官员对折达公路考勒隧道的处理方式是一种隐喻:所谓整改就是刷个涂料。

 

今天大家都在谈论“东北衰落”,甘肃的问题远比东北严重。因为东北是传统的工业基地,辽宁有“共和国长子”之称,上世纪90年代还是富庶之地,而这十几年衰落了,和以前反差太大——长子不挣钱了,从中央到地方都着急。而甘肃长时间不被关注,它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官吏的素养问题,只是在出现重大丑闻时才成为谈资。而我料到,一阵风过,又将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君不见这个事件调查组的组长是交通厅长,基本上等于自己调查自己。

2017年甘肃省经济运行情况

肃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

2017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和多年少有的严峻形势,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扎实落实“三重”“三一”工作方案,攻坚克难、狠抓落实,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省经济运行基本平稳,质量效益持续好转。

2017年,全省完成生产总值7677.0亿元,比上年增长3.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063.6亿元,增长5.4%;第二产业增加值2562.7亿元,下降1.0%;第三产业增加值4050.8亿元,增长6.5%。

一、农业

201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128.3万吨,比上年下降1.1%,但粮食产量仍保持在1100万吨以上。油料产量71.6万吨,下降5.8%;蔬菜产量2106.5万吨,增长7.9%;园林水果产量557.0万吨,增长10.0%。

2017年,全省猪出栏733.3万头,比上年增长1.9%;牛出栏213.1万头,增长4.7%;羊出栏1551.4万只,增长8.0%;禽出栏3704.4万只,下降8.0%。

二、工业

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603.7亿元,比上年下降1.7%。

2017年1-11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4.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9.9亿元,增长1.2倍。

三、固定资产投资

2017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5696.3亿元,比上年下降40.3%。其中,第一产业投资382.0亿元,下降43.7%;第二产业投资1188.3亿元,下降63.1%;第三产业投资4126.1亿元,下降26.8%。

2017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944.5亿元,比上年增长11.1%。从实物量指标看,房屋施工面积9153.5万平方米,增长2.5%;房屋竣工面积847.9万平方米,下降14.5%;商品房销售面积1559.5万平方米,下降7.1%。

四、消费品市场

2017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26.6亿元,比上年增长7.6%。其中,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29.9亿元,增长7.7%;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96.7亿元,增长7.4%。

2017年,全省批发业销售额5585.1亿元,比上年增长7.1%;零售业销售额3479.7亿元,增长11.0%;住宿业营业额116.3亿元,增长9.1%;餐饮业营业额717.6亿元,增长14.1%。

五、进出口

2017年,全省进出口总值341.7亿元,比上年下降23.9%。其中,出口123.7亿元,下降53.4%;进口218.0亿元,增长18.6%。

六、财政金融

2017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15.6亿元,同口径比上年增长7.8%。其中,税收收入547.1亿元,增长10.4%;非税收入268.5亿元,增长2.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307.3亿元,增长5.0%。

2017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7707.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1.2%。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7777.2亿元,增长1.5%。

七、居民收入

201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763.4元,比上年增长8.1%。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10.2%,经营净收入增长8.7%,财产净收入增长1.0%,转移净收入增长3.6%。

2017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76.1元,比上年增长8.3%。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7.1%,经营净收入增长9.0%,财产净收入增长10.8 %,转移净收入增长8.2%。

八、居民消费价格

2017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1.4%。其中,食品烟酒类上涨0.1%,衣着类上涨0.8%,居住类上涨2.5%,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上涨0.6%,交通和通信类上涨1.1%,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1.7%,医疗保健类上涨5.2%,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0.9%。

12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2%,环比上涨0.3%。

九、工业生产者价格

2017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14.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15.5%。

12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1.0%,环比上涨2.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3.0%,环比上涨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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