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预告 | 蓝博洲《幌马车之歌续曲》

-回复 -浏览
楼主 2020-11-21 12:46:39
举报 只看此人 收藏本贴 楼主

(青年李苍降)


●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1933 年鲁迅是这么说的,如今蓝博洲也是这样想的。

——汪晖


● 我不认为蓝博洲只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写历史的人,他为已经不为人知的台湾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证言。

——吕正惠



幌马车之歌续曲

蓝博洲 著

242页,平装,双色插图

52.00元,2018年3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62512


蓝博洲

1960年生于台湾苗栗,1983年开始创作小说,1987年加入陈映真先生创办的《人间》杂志报告文学队伍,从此展开迄今仍在进行的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与写作。出版有《台共党人的悲歌》等二十余部相关著作。现任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


本书向我们呈现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牺牲的三位台湾青年李苍降、蓝明谷、邱连球的生命故事。他们出生于日据统治下的殖民地台湾,不得不接受日本所实行的“皇民”和“奴化”教育,对于民族压迫有着切身的感受,自年幼起就具有强烈的抗日精神与祖国意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投身到抵抗外来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与自强的历史浪潮中,将自身的理想与祖国的解放、台湾的回归紧紧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看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因而在思想上主动向共产主义靠近并在台湾参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并因此最终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情报机关逮捕、刑求直至处决。


为了不让前人的历史被湮灭而扭曲,《幌马车之歌》的作者蓝博洲持续追寻前人的生命足迹与印记,在历史残酷的喑哑处苦心求索,想方设法搜集史料与人证,最终把这些被岁月尘埃掩埋忘却的身影铺展为时代的证言,见证了李苍降、蓝明谷、邱连球三位台湾青年为理想殉难的热血生命,以及不容抹灭和纂改的历史斫痕。


目    录


寻找新民主同志会的同志——李苍降

寻找从福马林池捞起的诗人——蓝明谷

寻找六堆客家庄农运斗士——邱连球


大事年表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台湾

《幌马车之歌续曲》序

吕正惠


我读过蓝博洲许多书,很多地方印象极其深刻,不管别人如何定位蓝博洲这个“作家”,我一直认为他是个三十年来始终不改其志的、极其勤勉的历史纪实作家。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光复初期台湾历史的整体面貌。他的书开始时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纪实报导,这些人物都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和令人扼腕唏嘘的命运,然后我们看到,这些具体的生命终于汇聚成广阔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台湾人在日本人的黑暗统治中期待光明;光明终于来临时(光复),瞬即又陷入黑暗(碰到了国民党);只能在黑暗中寻找另一种光明;终于马上要见到真正的光明时(共产党即将解放台湾),最后竟然又跌进更深的黑暗中(美国封断台湾海峡)。


蓝博洲所描绘的人物都不是“寻常老百姓”,只能在历史的大潮中接受命运的播弄。我愿意说,蓝博洲所描绘的人物都是“英雄”。不管在实际历史中他们是多么渺小,但在关键时刻,他们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决定为台湾的“再解放”、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奉献自己的青春。他们无法阻挡的是,一股历史的大逆流(美国帝国主义)突然横梗其中,而这些勇敢的青年也就一个又一个地仆倒在马场町的刑场上,或者一个又一个地关押在一座荒岛上,度过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上光阴。后来的历史发展让他们完全被世人所遗忘,“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猛火的一代人”(陈映真语),仿如不曾存在过。是蓝博洲重新赋予他们生命──一个一个在历史中彷徨、痛苦、寻求、拼搏、逃亡,以至于枪决的有血有肉的生命。我不认为蓝博洲只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写历史的人,他为已经不为人知的台湾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证言。



本书所以取名为《幌马车之歌续曲》,是因为书中所写的三个人物,李苍降、蓝明谷、邱连球,都跟蓝博洲的成名作《幌马车之歌》的主角锺浩东有关系。李苍降、蓝明谷和锺浩东三人是中共在台地下组织“台省工作委员会”所属“基隆市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是基隆市地下党的领导,而邱连球则是锺浩东的同年表兄弟,从小受到锺浩东的影响,是帮锺浩东在他的家乡南部六堆客家地区做地下工作的主要人物。有这三个人在侧面映衬,锺浩东的历史形象就更加完整,因此,本书可以作为《幌马车之歌》的“续曲”来阅读。当然本书的三位人物及其遭遇,仍然有其各自的独立性,并且分别反映了光复前后台湾历史的某一侧面,值得我们注意。以下就综合地加以分析。


李苍降那一篇的第二、三两节叙述了太平洋战争末期以台北二中为中心的台湾学生抗日活动。先是有四个二中学生平日常把红毛巾系在腰间,一有机会就找日本人吵架动武。到了一九四四年年初,留日归来不久的女外科医生谢娥告诉台北的学生,《开罗宣言》已经决定,日本战败后,台湾、东北都要归还中国。这些学生非常兴奋,常常互通声息,互借书刊,其中还有两人迫不及待地想赴大陆参加抗日战争。就在这两人动身前夕,日本宪兵队把整批人(包括谢娥)先后逮捕,宪兵队本部人满为患。四十多天后刑罚较轻的陆续释放,只继续关押几个“主犯”。“主犯”之中雷灿南(台北高等商业学校)被刑求至发疯而死,蔡忠恕(台北帝大医学部)被美军轰炸机炸死。


台北二中学生的台湾神社(今圆山饭店)祭典参拜


“二二八事件”后,这一批抗日学生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他们分别从不同的途径接触了中共在台的地下党员,马上被吸引,纷纷加入,包括郭琇琮、李苍降、陈炳基、刘英昌、唐志堂等。其中李苍降、陈炳基,再加上他们二中时期的同学林如堉、台大化工系助教李薰山,以及当时在台大农学院读书的李登辉,组成了“新民主同志会”(李登辉后来申请退出),郭琇琮曾经在短时间内担任这个小组的领导(后来升任台北市委书记)。“新民主同志会”在学生与群众中非常活跃,不久就引起国民党情治系统的注意,他们逮捕了李薰山和林如堉,比较机警的陈炳基逃脱了,而身份尚未暴露的李苍降则转往基隆,在锺浩东领导下工作。


基隆的地下党组织被侦破后,李苍降开始逃亡,但不久就被捕,最后和锺浩东、唐志堂一起被枪决。李苍降的一生是始终和台北地区的抗日活动及“二二八事件”后反抗国民党的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李苍降笃于友情,在二中时和许训亭情如兄弟,许训亭的母亲待李苍降如己出,但李苍降突然和许训亭不再来往,让许训亭非常生气。李苍降蒙难后,许训亭终于了解李苍降不想连累他们一家,内心非常感动;李苍降曾短期在杭州高中读书,杭高的同学韩佐樑来台找他帮忙安插工作。李苍降说服韩佐樑入党,安排他为地下党效劳。由于李苍降和韩佐樑是单线联系,李苍降开始逃亡时先搭火车去找韩佐樑,要他马上离开,随后在受讯时,始终没有供出韩佐樑,所以韩佐樑暂时逃过一劫。一九七〇年韩佐樑在中油炼油厂任职期间,才因公务出国的身家调查而被捕,判刑十年。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发现,李苍降在就读台北二中时,就已被校中浓厚的抗日气氛所感染,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最后坦然就义。蓝博洲描写每一个人物时,都会呈现出广阔的历史场景,说明这些人物既诞生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又积极主动地在历史中寻找行动的机会──他们被欺压太久,想掌握自己的命运。


李苍降生于一九二四年,一九五〇年殉难时只有二十六岁。



僻处高雄冈山的蓝明谷不像李苍降一样,能在台北找到抗日同志,所以走的是另一条路。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蓝明谷从小就具有强烈的汉民族意识,他所喜欢的文学和历史更加强了这一倾向。他在公学校读书时,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但因家境不是很富裕,如果念了中学,家里无力供他读大学,可能找不到工作,因此只好去读公费的台南师范。师范毕业后到公学校教书,他当然极不情愿去教导台湾小孩成为一个“忠君爱国”的日本人,不久就放弃教职,到东京求学。


蓝明谷的心愿就是要从东京跑到大陆参加抗日,但却找不到门路。最后他决定报考日本在北京所设的东亚经济学院,无论如何先到大陆再说。当时北京是沦陷区,看到一般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他感到非常苦闷而压抑,只好借着文学创作来抒发,同时也可以得到微薄的稿费以补生活之不足。就在这时,他认识了锺浩东的同父异母兄弟锺理和,两人同样爱好文学,同样身为台湾人而处于被日本占领的祖国,都身感祖国的落后与贫困,因心情极其类似而成为好朋友。


不久之后,蓝明谷的弟弟蔡川燕(从母姓)也从东京来到北京。抗战胜利,蔡川燕决定投身解放区,蓝明谷非常支持,但因为自己是长子,只能选择回台湾。这可以证明,兄弟两人已认识到,祖国的前途只可能系于共产党。蓝明谷回台湾后,经由锺理和介绍,到锺浩东当校长的基隆中学任教,这样蓝明谷就和锺浩东走在一起了,他们两人和从台北躲到基隆的李苍降组成了“基隆市工委会”。


锺浩东所领导的基隆地下组织因“光明报”案而被侦破,包括锺浩东在内的一大批老师、职员、学生被逮捕,蓝明谷开始逃亡。逃亡一年三个月后,因父亲、妻子等亲友被拘为人质,他只好出来投案,最后被判枪决。


蓝明谷这个南部出身的优秀青年,一生过得动荡不安,贫穷困苦,是因为他在殖民地台湾饱受日本人歧视,一心向往祖国,从此千回百折地寻找祖国,并积极寻求祖国复兴之路,最后为此而牺牲。


就读台南师范学校讲习科的蓝明谷


蓝明谷生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五一年被枪决,时年三十二岁。


蓝明谷的故事和锺浩东极其类似,都是一开始就想赴大陆参加抗战,不同的是,锺浩东(一九一五年生)和萧道应(一九一六年生)一起行动,他们两对夫妻,还有锺浩东的表弟李南锋一行五人,从香港偷渡进入广东。他们马上被当地国民党驻军逮捕,被认为是日本间谍而判死刑,幸好丘念台(丘逢甲之子)解救了他们。他们参加了丘念台的东区服务队,因而和共产党的东江纵队多有接触。锺浩东和萧道应都有意转入东江纵队,但因东江纵队撤往北方而不能如愿。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台湾,先后加入地下党。一九五〇年十月锺浩东被枪决,三十五岁。萧道应一九五二年四月才被捕,其时国民党政权在美国保护下已稳如泰山,因此强迫萧道应等最后一批地下党重要干部投降,让萧道应在羞愤抑郁中度过后半生。


但潜赴大陆参加抗战最著名的人物,既不是蓝明谷,也不是锺浩东和萧道应,而是吴思汉。吴思汉本名吴调和,改名“思汉”正是要表明自己寻找祖国的决心。他从东京偷渡到朝鲜,再进入大陆,然后从中国北方到达重庆,可谓间关万里,到重庆后他把这一经历写成文章发表,题为《寻找祖国三千里》,轰动一时。“二二八事件”后,他也加入地下党,和郭琇琮、许强(两人都是台大医院的医师)一起领导台北市委,他们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八日同一天被枪决(同时受刑的多达十四人,七名是医师,是当时最大的“匪谍案”,据说引起国际瞩目,认为国民党用刑太过)。吴思汉(一九二四年生)二十六岁,郭琇琮(一九一八年生)三十二岁,许强(一九一三年生)三十七岁。



蓝博洲最近出了一本新书《春天》,写一对出狱后结婚的政治犯夫妇。其中的女性许金玉身世最为平凡,因此她的证言更具典型性,最能真实地反映光复后台湾历史的剧变。


许金玉的生父是在台北艋舺(现在的万华区)拉黄包车的,生母生了四男四女,生活非常艰苦。许金玉总是吃一些市场捡来的菜,常常拉肚子,养父看到非常同情,把她领养过来,很是疼爱。许金玉上了公学校以后很喜欢读书,毕业后很想考中学,但养父民族意议强烈,不让她继续读日本书,只好去当女工。许金玉聪明,肯学习,最后考入邮政局当职员。


许金玉进邮局的第二年,台湾光复了。对于光复,许金玉是这样说的:

日据时代,我们本省人处处被日本人欺压,却又无可奈何。所以,到了日本投降,大家都欣喜若狂。我因为受到养父的影响,从小民族意识就很强烈。后来我听到国民党军来了的消息,就自动到台北车站去欢迎。我那时候对祖国抱了一份好大的期望,心想,这下我们可以翻身啦。我们不必再过过去那种被欺压的生活了。因此,当我看到那些士兵穿着肮脏、破烂的衣服,背着脸盆,手拿雨伞,从前面走过的时候,并不因此而感到失望。我心里只觉得他们为了抗战竟然过着那么辛苦的生活,因此我打从心里就对他们尊敬、疼惜。


许金玉跟一般台湾民众不一样,并没有因为祖国军队的“军容不整”而瞧不起“国军”,说明她是有脑筋的。她又说:

当我头一次听到陈仪在广播里说了一句“亲爱的台湾同胞”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忍不住地掉了下来。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是喜极而泣啊!只因为终于听到自己的父母官来叫这么亲热的一声“同胞”。那时候我终于知道自己原来是那么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可是,后来的发展并不是这样。他们带来的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失望。


由“欣喜若狂”演变为“非常非常大的失望”,是由她在邮局的亲身经历体会而得来的:

在台北邮局,大家对祖国的这份热情也没几个月就冷却下来了。为什么呢?头一个,生活习惯不一样。他们外省人跟我们本省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在邮局工作的本省人都是受日本教育的,待人有礼,而且讲话也客气、轻声。但是,外省人的态度却很傲慢,他们都自以为他们是统治者,地位比我们高。他们讲话都很大声,小小一件事,他们讲起来就像是和人吵架一般地大声嚷嚷……尽管这样,起初我们对这些从大陆来的外省同事还是当作自己人,对他们有所期待。但是到后来,对他们的傲慢及种种恶言恶行,就感到不满了。尤其是一些接收官员,只要是能够变卖的,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他们就想尽办法要接收。


其次,就是外省人与本省人差别待遇的问题。接收三年以后,台湾籍员工的待遇还是和日据时期一样,始终没有改善。可是做同样的工作,他们外省人的待遇就比我们好很多。他们外省员工在台湾领的是出差费,真正薪水却在国内发。而他们所领的出差费也比我们本省员工所领的薪水还要多。尽管他们怕让我们知道,可是因为会计室也有本省员工,这种差别待遇终究是藏不住的。这还不打紧,最令我们感到不平的是,他们大陆来的人,不管他过去的职位是信差还是什么,一概都当主管。而我们台湾人就只能担任下层工作,忙碌的,都是我们。


这就让许金玉觉得,光复只是换个统治者而已,被欺压、歧视的还是台湾人,何况,这个新来的统治者比起原来的还要差得多。许金玉和台籍员工一样,心里非常不满,但他们已习惯于在日本统治下逆来顺受,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过日子。这可以很好地说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查缉私烟的一偶发事件,怎么会引发一场扩及全岛的大反抗,因为台湾人的怒气已经积压了很长的时间了(一年四个月)。


邮电总工会也知道,台籍员工由于不会讲“国语”(普通话),和外省籍职工难以沟通,造成很大的隔阂,特别从大陆请了两位老师计梅真和钱静芝来教国语。谁也没想到这两位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她们的到来让台籍员工大感意外,因为她们为人亲和,课又讲得好,完全不同于邮电部门的外省籍员工。于是大家奔走相告,去上课的台籍员工越来越多,但许金玉仍然不为所动。最后计梅真主动来找许金玉,请她帮忙刻讲义,称赞她生性善良,乐于助人,许金玉就此成为计梅真最得力的学生。在计梅真的培养下,在人前从不敢发言的羞怯少女,竟然成了邮电工会最有能力的干部。


一九五〇年一月“省工委”领导人蔡孝乾被捕。计梅真和钱静芝随后也被捕,并判枪决。许金玉判刑十五年。一九六五年刑满出狱的许金玉经政治犯陈明忠、冯守娥介绍,与三年前出狱的辜金良结婚,其时辜金良五十岁,许金玉四十四岁,已过了生育期。两人经营咸鸭蛋为生,刚开始非常辛苦,其后由于所制咸鸭蛋质量优良,为人极守信誉,又非常照顾员工,赚了很多钱。但他们从未享受,所赚的钱几乎全捐了出来。许金玉一次在演讲时说:

我以为,我们过去所受的一切的苦,都没有关系,只要大家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好了。而我认为,我们要能真正得到自由,还是要等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我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受到计老师的影响,从一个养女而走上工运这条路,现在我虽然年纪大了,可只要我能够做到多少,我还会尽量去做的。毕竟,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的。


许金玉的光复经历可以归结为四个阶段:

1.非常欣喜(光复);

2.全然失望(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

3.重寻光明之路(遇见了地下共产党人);

4.关押或枪决。


这就是“二二八事件”后加入地下党的台湾人的四部曲,在第四阶段被枪杀的大部分都只有二三十岁,就这样结束了短促的一生,而被关押十年到三十余年的,都要以极大的勇气与耐力去面对漫长的下半生。幸运的是,活下来的人绝大部分始终无悔,一九八八年以后(一九八七年台湾解除戒严令)又重新出发,一直努力撑着“统左派”的大旗。至少有将近十年时间,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岛内就没有人敢撑起统一的大旗,这实际上已经算是不小的贡献了。因为在那段最困难的时期,有统派的存在(统左派联合胡秋原等外省籍人士组织了“中国统一联盟”,在当时非常轰动),西方人才不能说,所有台湾人都主张独立。


蓝博洲在《幌马车之歌续曲》的第三篇“寻找六堆客家庄农运斗士邱连球”里,透过邱连球与叶纪东的交往,非常具体地告诉我们,叶纪东如何开导“二二八事件”后陷入迷惘的邱连球,让他振作精神从事农运工作,这也可以和许金玉的经历相互印证。


叶纪东虽然是高雄人,但一九四六年春天考进台北延平学院,“二二八事件”时深度涉入学生武装行动。事件之后不敢待在台北,原拟到基隆中学教书,后来在屏东中学找到教职后就回南部了,临行前锺浩东托叶纪东就近照顾同年表兄弟邱连球。叶纪东说,“以后我大概一个月去找他一次,每次都聊到下半夜,就在他家睡,第二天一早又回屏东。开始的时候,我只和邱连球一个人见面,后来他的堂兄邱连和与李清增也来参加。每次我都带一些学习材料去,除了和他们谈心事,也讨论台湾前途和大陆形势。后来,我们还计划配合国民党政府当局三七五减租的政策,在农村搞农民运动”。


叶纪东的回忆中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有情感:

邱连球住的地方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还记得,每次去都是骑自行车,从屏东一直往东走,过一条河,再顺着河堤走到他家。他总是在约定的时间到河边来接我。在天色就要暗下来的时候,我们并肩走在堤防上。渐渐地,月亮出来了。在月光下,一边是田,一边是河水,我只看到一条白白的路前行着。


从叶纪东的回忆,可以看出,热情的邱连球多么关心台湾的前途,急着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


邱连球和锺浩东同生于一九一五年,晚浩东两年被枪决,三十七岁。但当年也和叶纪东长谈过的李清增幸存下来,他回忆了叶纪东谈话的主要内容:

当天,我们三人谈了一整个晚上还不过瘾,于是又躺在床上继续谈到天亮。通过叶纪东对历史与时局的分析,我和连球初步理解了“二二八事变”必然会发生的历史因素。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厘清了事变的本质:它是中国阶级内战的延长,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压迫;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冲突,不过是阶级矛盾表现在地域上的表象而已。这样,通过叶纪东的教诲,我们开始有了比较圆满而恢宏的世界观,并且在现实生活上为实现劳动人民的民主而努力。


打倒腐败不堪的国民党只有一条路,在国共内战中支持共产党,让共产党来重新解放台湾;也只有在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中,台湾才有真正的未来。有这种觉悟而加入地下党的台湾人都清楚知道,他们是跟着共产党搞革命。台湾有些老政治犯常常说,我们对白色祖国失望,因此转而支持红色祖国。但台湾关押最久(三十四年七个月)的政治犯林书扬却比较喜欢说,“我参加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他的讲法更直接,也更有力。


国民党当然也清楚知道这一点,所以当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后,它就痛下杀手。到了一九五二年,政权更稳固以后,它才改采宽大政策,对最后一批地下党人以劝降为主,但要他们公开发表忏悔声明,并一一刊登在报纸上,借此向台湾民众宣示,参加“朱毛匪帮”绝对是误入歧途。


1950 年5 月14 日,《“中央日报”》蔡孝乾等联名发表的所谓《告全省中共党员书》


“肃清”岛内地下共产党人的高潮是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枪决的人有数千之众,关押的人数达数万(这里面当然包含许多冤枉的人,因为国民党采取的是“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的政策),至今无法完整统计。“肃清”距离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只有三年,时间一久,一般就忘了这是前、后相连,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事件(事实上“二二八”的死亡人数远远不能和“肃清”相比)。民进党对此进行歪曲,到处散播说,国民党治台初期,屠杀了无数的台湾人,因此台湾人才想要独立,并把“二二八”图腾化。这样,支持共产党革命的一场运动就完全被消音乃至易帜了。


“肃清”对台湾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枪杀和关押的人绝大部分都只有二三十岁,而且,大部分是高校毕业的,或者正在就读高校和高中,是当时台湾最优秀、最勇敢的年轻人。可以说,二十世纪前二十年出生的那一代最杰出的台湾青年,基本上就此消失。以前“台独”分子曾经出过一本《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影响很大。这些旧精英在社会上都极有名望,当然容易引起注意。而被“肃清”的年轻精英才正在冒出头,像郭琇琮、许强、吴思汉、锺浩东已有某种社会地位的人还不太多,容易被遗忘。这就可以了解蓝博洲长期不懈的挖掘,真是贡献巨大。我认为我们应该进一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论述这一代年轻人的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对台湾到底影响有多大。


有一点是很明显的,由于“肃清”,从日据时代累积下来的左翼传统,从此被斩草除根,以至于到今天为止,台湾知识界一直缺乏“左眼”(陈映真语)。现在,许多人都自称是“左派”,但他们根本就缺乏真正的人民的立场(最近台湾劳工对民进党的强烈抗争,最清楚地说明了民进党实际上一点也不关心人民的利益)。他们都敢自称为“左派”,也就表明,左派在台湾尚未真正复活。台湾真正当道的是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陈映真的政治立场长期无法被人理解。


最后,我想把我读过的蓝博洲有关地下党人的书罗列于下:

《幌马车之歌》(第一版),时报出版公司,1991;

《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印刻出版公司,2005;

《寻找祖国三千里》,台湾人民出版社,2010;

《红色客家人》,晨星出版公司,2003;

《台共党人的悲歌》,中信出版社,2014;

《幌马车之歌》(第三版),时报出版公司,2016;

《幌马车之歌续曲》,印刻出版公司,2016;

《春天》,台湾人民出版社,2017。


看到这一书目,我们才能具体了解蓝博洲长期的努力。我知道蓝博洲还有许多采访尚未整理出来,他还跟我说,因为新资料的出土,已经写过的还要继续增改。无论如何,蓝博洲有关台湾地下党人历史报导的大河系列一本接着一本出现,台湾人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真相已经逐渐大白于世。虽然这一运动在台湾横遭摧折,但革命志士的鲜血所留下的斑斑血迹永远让人难以忘怀。套用《血染的风采》中的一句话:


共和国的旗帜上

也有台湾人的风采


这一段历史将会永远彪炳史册,而那些丧尽天良、满口谰言的“台独”言论,最终只能沦为一时的笑柄。


2018.1.15



~


扫描二维码,进入预售页面


《幌马车之歌[增订版]》

《幌马车之歌续曲》


学术出版,评论闲聊,读书内外


===竭诚为读者服务===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欢迎关注三联学术通讯

sdx_bulletin


我要推荐
转发到